本书是国际知名学者来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讲学时所做的访谈的精选汇编。内容涉及国际更新学术前沿理论，是各位学者思想的精髓呈现。各位名家在访谈中还透露了鲜为人知的治学经历与个人生活，让读者能够走近名家，理解名家。
何成洲，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曾担任“国际易卜生委员会”主席、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副院长等学术和行政职务。现任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中方主任、中国-北欧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和南京大学-布朗大学性别与人文研究中心中方主任等。主要代表性学术著作为《易卜生与中国现代戏剧》（英文）、《对话北欧经典》、《他者的再现》（英文）等，发表中英文学术论文数十篇，其中有十多篇英文文章被SSCI和A&HCI检索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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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成洲（以下简称何）：在中国，您被看作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您的著作《性与文本的政治》（Sexual/Textual Politics）被当作学习女性主义的重要阅读书目，其中一些章节出现在许多大学研究生课程的教科书中，您是否意识到您对中国的文学研究的影响力？
托莉?莫伊（以下简称莫伊）： 没有。我知道《性与文本的政治》一书被翻译成了中文，但不知道其中一些章节出现在教科书中。我知道这本书有了中文译本时，感到十分高兴。但在写书的时候，并不知道哪些人会读它，也很难知道它是否会给人们带来特别的感受。
何：《性与文本的政治》这本书写于20世纪80年代，然后在2002年再版，对吧？
莫伊：这本书在1985年第一次出版，实际上这本书的手稿在1984年9月就完成了，交稿后第二天我就来了中国。我记忆犹新，因为那是我第一次来中国。先到了北京，然后去了西安。
何：您是一个人吗？
莫伊：不是，还有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他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受邀来到中国。我在北大和北外做了讲座，是关于《性与文本的政治》这本书的，因为当时刚刚写完，所以我在中国做的第一次演讲就谈到了它。在2002年再版时，我增加了后记，回顾了一下20世纪80年代的写作状况。
何：您提到《性与文本的政治》再版时没做修改，因为书中的讨论在现在看来仍是中肯的。
莫伊：是的。首先书中的许多讨论仍和现在紧密相关，如昨天有同学提问，我们如何看待关于女性作家的研究，这个问题就与书中的第一部分内容相关。在那个部分，我做了对“女性形象”的批评。再者，人们仍然想了解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如果要从西苏（Cixous）、克里斯蒂娃（Kristeva）、伊里加蕾（Irigaray）开始，这本书可以作为一个出发点。还有一个未做修改的原因，就是这本书勾勒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左右的女性主义理论的大致情形，如果在2002年或者是2008年去修改，它就会变成完全不同的一本书。《性与文本的政治》是当时语境下的一本书，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过时、无用了，只是现在要改的话，会写一些不同的内容，所以我写了再版后记，做了说明。
何：除了《性与文本的政治》以外，我们知道您还有其他的著作，能为中国读者推荐一下吗？
莫伊：如果愿意了解我对女性主义的看法，我在1999年出版了《何谓女人》一书，该书的前两章在2005年单独成书再版，叫《性、性别与身体》（Sex， Gender and Body），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里面有两篇文章，一篇《何谓女人》（“What Is a Woman?”），另一篇《我是一个女人》（“I Am a Woman”），涉及西蒙娜?德?波伏娃的两难问题，可以看作以波伏娃为基础的女性主义理论写作。如果读了《性与文本的政治》，也可以读读这本小书，或者《何谓女人》的前两章也可以。第一篇《何谓女人》（这也是波伏娃提出的问题）细致地探讨了一些问题，如生物决定主义，以相当长的篇幅讨论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其他的一些人，以及对他们相应的评论。除此之外，还有对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概念的批评。第二篇《我是一个女人》开始思考个别与普遍的关系，例如开始思考个体和哲学的关系： 作为女性学者，你能否真实地写哲学？如果愿意了解我现在如何解读文学作品，《易卜生和现代主义的诞生》（Henric Ibsen and the Birth of Modernism）一书中的几章体现得很清楚，例如我喜欢其中讨论《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的一章——当然，整本书我都喜欢——它是对女性和自由的一种很有意思的讨论，还有讨论《罗斯莫庄》（Rosmersholm）的一章，这是部涵义非常复杂的作品，以及关于《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的讨论也挺有意思。其实我认为要向别人推荐自己的作品非常难，因为你所需要阅读的书目取决于你想要知道什么。
何：心理分析被认为对女性主义批评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一些女性主义者对心理分析颇有微词，例如凯特?米利特（Kate Millett）的《性政治》（Sexual Politics）。您对心理分析有何看法，它对女性主义有什么启示呢？
莫伊：就我自己而言，我与心理分析理论有些渊源，不过早年，我受到了凯特?米利特很大的影响，认为自己与心理分析没有什么联系。后来一想，不能在没有了解心理分析是什么的情况下就草率下结论。于是我开始阅读心理分析方面的著作，受到了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影响。她是英国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者，写了一本重要著作，叫《心理分析和女性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好像是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是当时第一部正式讨论心理分析理论与女性主义关系的英文著作。这本书说服了我，于是我开始阅读弗洛伊德、拉康。要研究法国女性主义，想绕开拉康是不可能的。从那时，我就得出结论，如果对主体性、性这类问题感兴趣的话，心理分析理论对女性主义是很有用处的。但我遇到一个问题，过去直至现在我都不能接受心理分析告知我们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例如，弗洛伊德将女性气质归纳为被动性，男性气质归纳为主动性，我认为这缺乏理由，不那么令人信服，所以写了篇文章，题目记不清了，很抱歉，好像是《重新思考弗洛伊德和拉康》（“Rethinking Freud and Lacan”），发表在2003年的Signs（一份美国的女性主义杂志）上。我认为心理分析理论为自我（psyche）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的形成提供了精彩的解释，但在那篇文章中我解释了为什么心理分析提供的女性气质理论不那么让人信服。我认为它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是刻板的偏见，很有可能远离了真实。但心理分析中的很多其他理论，如认同（identification）、投射（projection）、移情（transference）等理论都是有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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