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统计了我的幸福：潘多拉杂文自选集_潘多拉著_9787515509969

　　本书选编了青年杂文家潘多拉先生近百篇杂文精品。本书所选入的作品，分析深入透彻，着眼长远，避免了一事一议、浅尝辄止的弊端，具有文学作品的恒久价值。作者追求理性与激情、论说与文采，知性与趣味的统一，并将时评与杂文两种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

　　写在前面的话

　　朱铁志

　　选编一套全面反映当代中国杂文创作概貌的大型丛书，是我一段时间以来的愿望。

　　现代意义的杂文创作，肇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鲁迅先生为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分水岭，经历了前后两个三十年的不同阶段。从建国初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由于“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的影响，杂文创作就整体而言比较萧条，只有前后三个阶段短暂的“繁荣”期，出现了《“三家村”札记》、《燕山夜话》、《长短录》等代表性作品，就时间而言，累计不超过两年。

　　杂文真正的繁荣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1976年打倒“四人帮”为标志，伴随着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新时期文学开启了狂飙突进的新时代。在文学大军浩荡前行的队伍里，杂文与小说、诗歌一道，成为引领思想解放的光荣一翼。它以睿智的眼光、坚韧的意志、不屈的姿态，傲然挺立在新时期乍暖还寒的土地上。仿佛报晓的雄鸡，又像滚动的春雷，将蛰伏的生灵唤醒，把冰冻的土地融化。于是，无数思索的目光透过“花边文学”窥见时代风云变幻，无数焦渴的灵魂在震撼中开始寻找失落的尊严。由鲁迅先生开启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杂文传统，在这一刻焕发出特殊的力量，启发群伦，激励民众，推动社会变革。如果说新时期以思想解放为发端，那么完全可以说，新时期文学的苏醒、奋起、繁荣，既有以“天安门诗抄”为代表的诗歌的功绩，有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的贡献，同时也有以《鬣狗的风格》、《江东子弟今犹在》、《东方红这首歌》、《切不可巴望好皇帝》、《华表的沧桑》、《语录考》、《万岁考》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杂文的贡献。思想解放运动作为新时期的发动机，是杂文复兴最重要的思想基础和推动力量；新时期杂文的繁荣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必然结果和逻辑延伸。作为时代精神的特殊反映，新时期杂文以最敏感的神经感应世事变迁，以最锋利的武器对腐朽势力发起有效进攻。时代进步有它的助力，社会发展有它的功绩。作为思想解放的先驱、历史进步的先声，新时期杂文以其宏大的创作群体、优异的创作实绩、广泛的社会影响，彪炳文学史，笑对时代潮，成为杂文家足堪自豪的美好记忆。这当中，有以严秀、秦牧、何满子、章明、林放、牧惠、邵燕祥、王春瑜等为代表的前辈作家，有以陈四益、陈泽群、符号、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甲乙等为代表的中年作家，有以张心阳、陆春祥、潘多拉、杨学武、杨庆春、刘洪波等为代表的青年作家。1989年《人民日报》“风华杯”杂文征文标志着新时期杂文创作的顶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艺术魅力和社会影响力，是新时期杂文创作的标志性事件。

　　集中反映新时期杂文创作成就的文集数量庞大，规模不等，目前被普遍关注的主要有七种，一是曾彦修（严秀）、秦牧、陶白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集（1976—1982）》，1987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二是严秀、牧惠主编的《中国当代杂文选粹》，四辑共40本，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是张华、蓝翎、姚春树、牧惠、朱铁志主编的《中国杂文大观》，1989年由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四是刘成信主编《中国当代杂文八大家》，1997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五是朱大路主编的《杂文300篇》和《世纪末杂文200篇》，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六是刘成信主编《中国杂文》（百部），2013年起由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出版；七是朱铁志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200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在协助牧惠先生主编《中国杂文大观》第四卷过程中，我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以来的杂文作品，搜集了大量杂文集和其他杂文资料。2006年，承蒙王蒙、王元化二位先生的邀请，由王充闾先生和我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杂文卷（1976—2000）》（王充闾先生后因健康原因退出），再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新时期的杂文作品。两次经历使我突出感到，新时期杂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环境最为宽松、创作最为活跃、成果最为丰厚的时期。两个大型选本虽然以时间为序，各自选编了五六十万字的杂文佳作，但限于篇幅，远不能全面反映这一时期杂文创作的全貌，迫切需要在适当时候以杂文家为线索，选编一套全景式展现新时期杂文创作整体水平的大型丛书。

　　《中国当代杂文精品大系（1949—2013）》就是这个设想的产物。我们拟在原来工作的基础上，选编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权威、更加开放、更大规模的选本。该丛书以时间为经，以代表性作者为纬，每人精选一本本人迄今为止全部创作的代表性作品，突出思想性、文学性、史料性，力争为后人留下一份基本能够反映当代杂文创作水平、可资信赖和检索的翔实资料。选本的时间跨度为1949年至2013年，但其重点如其所述，毫无疑问是新时期以来的杂文创作。选本不存门户之见，不论名气大小，不搞亲疏远近，不做成封闭体系，力争客观、公允、理性、包容。人选数量将从创作实际出发随时增减。近年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何满子、冯英子、黄秋耘、老烈、牧惠、谢云、舒展、蓝翎、李汝伦、陈泽群、王大海等杂文宿将先后离我们而去。严秀、方成、章明、刘征、虞丹、周修睦、邵燕祥、黄一龙等前辈年逾耄耋之年；而依然活跃在创作一线的王春瑜、陈四益、李下、鄢烈山、王乾荣、李乔、阮直等，也已跨越退休年龄；即便是安立志、杨学武、张心阳、陆春祥等中坚力量，也过了知天命之年；年轻如刘洪波、徐迅雷、杨庆春、潘多拉诸位，其实也已年逾“不惑”。由此看来，杂文实实在在面临一个“传”与“承”的问题。“传”，是把前辈优秀的作品整理出来，传之后世；“承”，是通过我们的选编出版，让后人特别是今天的年轻人知道中国还有杂文这样一种古已有之并由鲁迅先生完善的独特文体，还有一群为之殚精竭力、焚膏继晷的辛勤作者，还有生生不息、佳作迭出的杂文作品。杂文之火不灭，乃是思想解放的灯塔不灭，“社会批评”、“文明批评”的优良传统不灭，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不灭。从这个意义上讲，选编这套丛书无论怎样繁难艰苦，都是值得的。

　　感谢金城出版社以足够的远见卓识和人文关怀接受并全力支持本丛书出版。说老实话，在这个把“物”与“利”作为万物尺度的世界上，并不是随便哪个出版家都有这样的眼光，都愿意为此承担可能的风险。不过我相信，本书即便不能成为出版商所期盼的“畅销书”，也完全有可能成为具有一定价值的“长销书”；本书的编者和出版者很快都会退出历史舞台，但这套丛书一定会留在时间深处，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离不开实实在在的“小事”。毋宁说，“大发展大繁荣”恰恰有赖于“小作为”，选编这套丛书，庶几近之。

　　感谢所有入选本丛书的杂文作者，没有他们多年来的辛勤耕耘，中国的文化园地无疑会缺少一种冷静、理性的声音。他们是“雅典的牛虻”，是“中国的良心”，是值得关注和记住的一群。

　　2014年惊蛰于北京沙滩

　　谁统计了我的幸福

　　有一首曾经流行的老歌这样唱道：“幸福在哪里？朋友啊告诉你，她不在柳荫下，也不在温室里，她在辛勤的工作中，她在艰苦的劳动里……”现在，“幸福在哪里”有了新答案：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近日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后中国将推出幸福指数、人的全面发展指数、地区创新指数以及社会和谐指数等新的统计内容，以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民生、人文等方面的发展需求。

　　邱晓华说得很形象：“幸福指数”就是老百姓对自己的生活环境，包括收入、就业、保障以及自然环境的一种感受，“他觉得满意，幸福指数就上升；不满意，幸福指数就下降，就往低走”。也就是说，统计机关可以对老百姓对自己的生活环境的感受进行统计，统计结果可以显示，有多大比例的老百姓“很幸福”，又有多大比例的老百姓“比较幸福”，如此一来，则幸福她不在柳荫下，也不在温室里，她可以在统计机关的统计中，可以在统计结果的数字里。信息时代，数字化生存，满意或不满意，幸福或不幸福，原来是可以这样简单明白的。

　　统计机关对老百姓的幸福进行统计，欲得出可靠的、有价值的结果，应有两个基本的前提：第一，统计手段要科学，不能弄虚作假，不能随心所欲给数字“注水”或“缩水”；第二，被调查者对幸福的表述要真实客观。第一个前提是程序性的，主要是通过保证统计程序的公正以保证统计数据的真实。邱晓华多次强调，“中国近年来采取很多措施来保障统计数据的真实，很多方面已同国际接轨，并取得长足的进步”，我们可以相信，这第一个前提应该不成问题。第二个前提是实体性的，主要的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即被调查者的幸福感如何才能具有“可统计性”—可以被分割成许多项目、方面、指标，并被打上高低不一的分数。毕竟，幸福感只是一种感觉，它天然具有模糊、混沌的特点，你却偏要对它进行数学意义上的精确统计，就不担心“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么？

　　有人说了，统计幸福指数是一种国际惯例，难道外国人搞得，中国人搞不得？然而“国际惯例”也有不靠谱的，岂可一概而论。前不久，英国“新经济基金”联合该国“地球之友”搞了个《幸福星球指数报告》，对全球178个国家及地区进行“幸福”大排名，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排在第31位，在亚洲国家里仅次于越南人（第12位），比日本人（第95位）、韩国人（第102位）和新加坡人（第131位），以及欧洲的英国人（第108位）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人（第150位）都要高得多。我愿意相信这个调查报告在程序上的真实性，但对其实体上的内容却实在难以理喻，我所能设想到的唯一可能，就是中国人因为长期习惯于“表态”（比如要“认真学习”什么、“坚决拥护”什么），所以比日本人、新加坡人、英国人等更善于表达自己的幸福感，或者说更乐于承认自己“幸福的生活比蜜甜”，此外岂有他哉？

　　事实上，中国人对幸福的期望值向来偏低，有时甚至低到了令人心酸的地步。作家刘恒把自己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改变成同名电视剧，播出后受到一些评论家的批评，说他的小说中的“幸福”原本只是反讽，电视剧中却被他“别有用心”地美化成为货真价实的幸福。其实刘恒很可能根本没这么多心眼，因为他认为幸福不是无情物，幸福更非奢侈品，“逛商业街最大的不幸福是什么？不是没钱，也不是丢钱，是憋了尿找不着厕所。一旦找着了，进去了，哗，你眼里和心里还有别的幸福么？……幸福就在身边，甚至就在身上，还瞎找什么呢？”在刘恒笔下的贫嘴张大民看来，人活着本身就是幸福，即便没意思也得活着，“别找死”，“有人枪毙你，没辙了，你再死，死就死了。没人枪毙你，你就活着，好好活着。”多好的老百姓啊，对幸福的感受多么纯真啊！在中国的“张大民”中进行幸福感调查，幸福指数不高天理不容。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托尔斯泰语），既有幸福指数，有没有“不幸指数”呢？正因为幸福是相似的，对幸福的表达和强化也大体相同，所以对幸福进行统计简单易行；而不幸者各有各的不幸，不幸者的表达总不及幸福者的表达中听，那么，有多少人愿意去倾听不幸者的表达？又有多少机构愿意去统计不幸者的感受并制作成“不幸指数”呢？这样，幸福指数尽管从老百姓中来，却很难回到老百姓中去，很难与老百姓的实际生活密切相关，于是，往往也就是一个指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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