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诗歌卷）_梁庭望_9787020119103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历代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语言艺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是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文学批评五卷进行完整综合的叙述和论析。它对提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地位，扩大民族文学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民族文学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生提供一套专业教材。本书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之《诗歌卷》。全书用十余章篇幅系统论述了中华大地上少数民族诗歌的产生、发展、繁荣、变化的过程，以及各民族杰出诗人的创作特点和成就，同时对汉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以及中国周边国家文学以及跨境民族文学均作了深入地比较研究。

绪论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是历代少数民族人民创造的语言艺术，它既包括当代所有少数民族的文学作品，也包括古代融入汉族或其他民族之前曾经活跃在中华大地上的少数民族的作品；既包括用古今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也包括用汉语文或其他文字创作的作品；凡是少数民族创作的作品，不论何种题材，都属于少数民族文学范畴。广义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指古今所有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作品的总合；狭义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指少数民族用民族题材创作的作品，其中以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历史最为悠久。少数民族诗歌是少数民族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范畴的界定从属于少数民族文学的界定。本书的少数民族诗歌主要是作家诗，蕴藏量很大且艺术造诣很高的民歌和民间长诗，限于篇幅，仅能稍作介绍。

两千多年来，少数民族人民以自己的审美理想为先导，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作了大量的诗歌，篇章繁富，灿若群星。它们是少数民族文学园地的智慧之花，后起之秀，虽然晚于原始歌谣和神话，但却有茁壮的生命力，愈往后愈纯熟强势，发展到现当代，已经成为少数民族韵体文学的主流。少数民族的诗人们已能舒卷自如，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文心雕龙·神思》）诗人感物，联类不穷。灼灼山花，浩浩林海，杲杲日出，瀌瀌雨声，茫茫草原，皑皑雪山，喈喈黄鸟，喓喓虫鸣，皆可成韵入诗，于是佳作迭出，美韵频传，积为诗的瀚海，为中华诗坛添色增辉。综观少数民族诗歌的发展历程，大抵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编：先秦诗歌。先秦，中原华夏的诗歌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诗经》以降，以屈子为代表的楚辞诸家，将先秦诗歌推到中国诗歌史上的第一次颠峰。而周边狄夷蛮戎由于社会发展的水平所限，诗歌尚处于萌芽阶段，从留下的少量作品来看，主要是民间诗人的即兴创作。但留下的原始歌谣特点鲜明，极其珍贵。原始歌谣和民间诗人的即兴之作，构成了这一时期民族诗歌的旋律，是远古诗歌发展到高峰期的象征。

（二）第二编：古代诗歌。古代诗歌是少数民族诗歌真正的产生和发展时期，从萌发到高峰，经历了奠基期、发展期、繁荣期三个阶段。（1）奠基期：从秦汉到隋。这时期的特点是，原始歌谣向民间歌谣演化，格式开始形成，民间长诗萌发，有的民族（如彝族）甚至出现了比较系统的民间诗歌理论。最重要的变化是产生了汉文诗歌，东晋时期，氐羌人、鲜卑人、匈奴后裔、东胡人相继挺进中原，建立政权，十六国里有十三国是他们建立的，这就是氐羌羯人建立的成汉、后秦、后赵、前秦、后凉；鲜卑人所建的前燕、后燕、南凉、南燕、西燕、西秦；匈奴人所建的北凉、前赵等。后鲜卑人还建立了北魏和北齐，东胡人建立了北周。这些少数民族上层入主中原以后，出于统治的需要，学习汉语汉文，渐谙汉文化，一些人掌握了汉文诗歌的格式，创作了不少反映政权频繁更替、宫廷内部勾心斗角的诗歌，为少数民族的作家诗奠定了基础。（2）发展期：从唐到元。唐宋元时期，朝廷开始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设立府州县学，以科举选拔人才，汉文教育得以发展。与此同时，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字，开始用于诗歌创作。党项、壮等民族还借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创造了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民族文字，同时相应地也产生了民族文字诗歌。虽然古壮字、彝文、纳西族东巴文还不是通用的民族文字，主要用于原生型民间宗教经书的记录或创作，但这些韵文经书也是各族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了文字的条件，外加达到高峰的汉文诗歌的强烈辐射，使少数民族诗歌进入了它的发展期，产生了一批著名的诗人和相当数量的作品。与此同时，民间长诗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乌古斯汗的传说》、《鲁般鲁饶》、《召树屯》、《兰嘎西贺》、《艾尔托仕=什吐克》等长诗。（3）繁荣期：从明到清（1840年）。明清时期，汉族诗词走向衰落，中华文学的主航道以小说为劲流，古典小说、言情小说、公案小说崛起，佳作迭出，中华主体文学进入了它辉煌的新阶段。但少数民族文学并没有简单地跟随主流文学运动，而是按自己的运动轨迹，从发展期诗歌的平台上再上新台阶，达到古代诗歌的繁荣期。诗是诗人智慧的光环，心潮澎湃的浪花，没有诗人便没有诗。在府州县学所铺设的科举道上，出现了一大批民族诗人，形成了庞大的队伍，据不完全统计，仅壮侗语族各族就有一百多人。入主中原的满族上层，从皇帝到大臣及地方各级官员，无不能诗。在这个队伍里，有一家祖孙几代诗人，更有家族诗人群体，并出现了类乎诗社的组织。诗作大量涌现，据云仅乾隆一人就有十万首之多，虽则大多是奉旨代笔，但也够惊人的了。在这个基础上，汇成了许多诗集，这是过去少有的景象。从实质上看，这些诗歌作品在技艺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是民族文字作品抑或汉文作品，都直逼中州，像纳兰性德这样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大家，不是孤例。民间诗歌也达到历史上的顶峰，其标志是各民族歌海形成，歌场蜂起，歌手、歌师、歌王辈出，民歌像灿烂的山花，开遍边陲。长诗大量涌现，一个民族几百部、上千部不在少数，其中包括以汉族题材创作的大量民族民间长诗。从分类上看，这些长诗包括创世史诗、英雄史诗、叙事长诗、抒情长诗、伦理道德长诗、宗教经诗、信体长诗、历史长诗、文论长诗和套歌等十大类，弥补了汉文学民间长诗偏少的缺憾。

（三）第三编为近代诗歌。这是一个从古代诗歌到现当代诗歌的过渡阶段，一方面，本阶段的前期古代诗歌的势头仍有所延续，但后期递减；另一方面，后期白话文诗歌开始产生，预示着少数民族诗歌的新时期即将到来。19世纪晚期，诗歌改革的先行者黄遵宪（18481905）艰难地探索别创诗歌的道路，其新派诗开拓了中国诗歌的新境界。及后谭嗣同等尝试新学诗，将诗歌改革又推进了一步。到康有为、丘逢甲，开创了诗界革命，使康有为成为诗歌改革的旗手。由诗界革命的推进，出现了革命诗潮，南社在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后诗界革命沉寂，代之以更广泛更深刻的文界革命。经过五四运动，完成了中国近代文学的使命。中国文学界的这一系列革命，不能不对少数民族文学产生巨大的影响，促使少数民族文学从古代文学过渡到现当代文学。这一过渡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在文学思想内容上，反帝反封建成了主旋律，形成了爱国诗潮，其语言的激烈乃是客观现实的反照，也就是说，文学完成了向反帝反封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过渡；在文学形式上，由古典律诗向白话文自由诗过渡；在文学结构上，由以民间文学为主向以作家文学为主过渡；在创作主体上，由民间向作家转移，在由上层文人向平民诗人转移。这一过渡的完成，对推动现代民族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第四编为现当代文学。这是少数民族文学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文学。这时期又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两个阶段，前者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这时期的最大特点是诗人队伍进一步扩大，到二十世纪末，55个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空白全部填补，实现了满堂红，标志部分民族无作家文学的历史得以终结，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文学的内容、形式和运作方式全面更新，少数民族诗人基本掌握了白话文诗歌的特点，现代诗歌全面领衔，汉文格律诗基本退出诗坛。同时，民间诗歌无论是民歌或民间长诗，都处于萎缩状态，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普九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青年掌握了书面文学的创作技巧，作家文学勃兴，逐步取代了民间文学的创作，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学以民间文学创作为主的局面正在让位于作家文学的创作，民间诗歌正在让位于作家诗。这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进步。而且，本世纪初正在兴起的网络文学，又正在打破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界限，民族文学正从边缘角色转换为主流文学的一部分，与中华文学和世界文学接轨。在民族诗歌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受到汉文学的强大影响，这些影响是全方位的，包括文学的题材、主题、体裁、语言、结构、艺术手法、艺术风格、审美理想和文学思潮等等，对于少数民族诗歌的推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这个过程是双向的，民族诗歌也深深影响了汉族的诗词，如宋词就受到草原文化圈胡乐北曲的强大影响而形成。隋唐时，胡乐杂曲大量流入中原，不仅流布民间，上层也渐喜爱，于是喧播朝野，熏染成俗，文人才士，乃依乐工拍弹之声，被以长短句，而淫词丽曲布满天下矣。（俞文豹：《吹剑三录》）到唐代中后期，文人仿制其词，并与曲分离，宋代终于形成了一种兴旺一时的新诗词，这是民族诗歌影响汉文学的显例。

先秦时期，中华文化的四大板块结构业已形成，四大板块可以用文化圈和文化区来标定，它们是：（1）中原旱地农业文化圈。它包括黄河中游文化区和黄河下游文化区；（2）北方游牧狩猎文化圈，即森林草原文化圈。它包括东北文化区、内蒙古高原文化区和西北文化区；（3）西南高原农牧业文化圈。它包括青藏高原文化区、四川盆地文化区和云贵高原文化区；（4）南方稻作文化圈。它包括华中文化区即长江中游文化区、华东文化区即长江下游文化区、华南文化区即珠江流域文化区。四大板块在新石器时代奠定，在夏商周形成，各有明显的特征。以石器而言，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带为细石器文化，江南文化圈为带肩石斧和有段石锛，华南文化区更以大石铲文化闻名。在总体发展水平上，中原文化圈程度最高，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圈。在民族分布上，中原文化圈主要为华夏所居，是汉语的发祥地；北方森林草原文化圈自东而西依次为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突厥语族各族所居；西南文化圈主要是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诸族分布；江南文化圈则是越人和武陵蛮的天下。四大文化圈以中原文化圈为中心，其它三个文化圈的九个文化区像九个互相套住的链环，自东北绕过西北、西南、华南直至华东，它们是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等各少数民族先民所居。这就是先秦古籍所说的四夷，《尚书·旅獒》在描绘华夏与四夷的关系时说：四夷咸宾。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羌，西戎，羊种也，从羊儿，羊亦声。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貉从豸。西方从羊……唯东夷从大，大，人也。《春秋公羊传·鲁成公十五年》说内诸夏而外夷狄，这说明，周边少数民族祖先各有自己的生活区域和习俗。有自己的社会生活便有自己的文学，有自己的诗歌。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后世，至今也没有完全改变。本书的章节设置，便是根据这一格局定的。将少数民族诗歌每章划分为中原、北方、西北、西南、南方五节（个别特殊情况在外），一方面体现了不同地区文学的个性，同时又便于通过比较，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这一网状结构以历史演化的纵向为经，以地区分布的板块为纬，纵横交织，意在梳理出民族诗歌的特色。但各文化圈和文化区并不是孤立地存在，各文化圈之间、文化区之间、民族之间、族群之间，存在着四条纽带，这就是政治一体、经济互补、文化互动和血缘互渗。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政治格局，也就是说存在过不少地方政权，有的是少数民族上层建立的，如十六国时期中的十三国；多数是汉族或汉族祖先建立的，如春秋战国和五代十国。然而从总体上看，和占三分之二以上，分占三分之一不到。中国的地方政权一般有个特点，即其首领常常是双重身份，在自己的区域内称王，有单于、汗、可汗、赞普、君、王等头衔，另一方面他往往又接受中央政权的封号，以臣事之，按时纳贡。有的可汗还是中央皇帝封的，如鄂尔浑回纥汗国（744845）第二代可汗磨延啜的封号英武威远毗伽可汗，就是唐肃宗李亨封的，李亨还派自己的堂弟为册封使，庞大的使团带去了册封诏书、印玺和大量贺礼，非常隆重。这种对下称君对上称臣的格局，是中国政治格局的一大特色，它造成了政治一体化，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对民族之间的密切交往，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经济上的互补最明显的是茶马贸易，也就是游牧民族需要中原民族的粮食、茶叶等农产品；而中原则需要游牧民族的肉类、奶类、皮毛等土特产，彼此在长城脚下交易。宋代始，朝廷在秦州、成都等地建立茶马司，明扩大到洮（甘肃临漂）、河（甘肃临夏）等地，清茶马司置大使，意在通过官方控制和促进茶马贸易。民族地区有丰富的矿产、森林、良马、肉奶制品、药材、玉石、水果、水力等资源，有动物王国、植物王国、有色金属王国、花果之乡、水稻之乡、绿色宝库之美誉，皆为内地所需。而内地有发达的农业、手工业、丝绸业，是民族地区必不可少的，因而历史上经济交流频繁，即使上层之间争战，民间贸易也没有停止。一条西去的陆上丝绸之路和一条南去的海上丝绸之路，就把中原和边疆串在一起。文化互动更为久远，在中国，汉文化是主流文化，其政治结构、典章制度、古代科学、哲学思想、教育制度、宗教信仰、人生礼仪、民风民俗、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医学、生产技术、天文地理……无不对民族地区产生强烈的辐射，激发为趋同现象。同样，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对汉族产生一定的甚至强力影响，有的是对汉文化的补充。由古代越人（其中包括壮侗语族各民族先民）发明的水稻人工移栽技术，至今不仅风行全国，而且占据了世界半数以上人口餐桌上的主食地位；胡服骑射的引入，彻底改变了中原车战阵的战场军队组合格局和战斗方式；而风行千年的纺织技艺，是元代黄道婆从琼州临高人（壮族支系）和黎人那里学来的，来自胡方的二胡，成了中国民族乐器的主力……。文化的交流密切了各族人民的关系，拉近了彼此的距离，促进了共性的增长，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促成了趋同现象。这种趋势与儒家的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儒家在民族关系上采用了与国外有的民族完全不同的政策，国外有的对被征服者采取种族灭绝的残酷政策，而儒家则主张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又说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尔雅·释地》解释：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也就是说，无论那里的少数民族，只要你接受我儒家的道统，便被视为兄弟。正因为如此，历史上虽然有过战争，但不过是阋墙之讼，各民族的友谊团结是第一位的，主要的。这就是文化的魔力。至于各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更是说不清了，由于人口的自然流动、战争造成的流徙、各王朝（包括地方政权）的大规模移民、屯垦戍边、贬谪、入主中原等等原因，各族通婚乃是很正常的现象，而有的民族如回族，便是阿拉伯商人居中国后与汉族、维吾尔族等民族通婚融合而趁的。秦并岭南，留下大约二十万人左右守卫，首领赵佗向秦始皇申请从中原要三万姑娘作为以为士卒衣补，秦始皇只可其万五千人（《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只够军官配偶，士兵无望。家有女子而安，和平时期士兵无妻就要闹事，赵佗便提倡汉越通婚。所以岭南汉族人的DNA与壮族最近，离北方汉族反而较远。彼此成了亲家，便不容易打仗，岭南汉壮关系就比较融洽。四条纽带使中国形成多元一体格局，一方面，各文化圈、文化区及民族的特点依然保持，同时九个文化区又互相连环，形成多层的共性，即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共性，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文学之间的共性。

少数民族诗歌有着广阔复杂的历史文化背景，地区自然环境的差异，各族历史演化不同的轨迹，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异彩纷呈的方言土语，长期孕育的审美情趣，与汉文学的互动，与周边国家民族的频繁交流，都对民族诗歌产生多角度、多层次的影响。首先是题材的空前广泛和主题的多元，几千年来，民族地区在社会演进中经历了前资本主义的所有社会形态，而同是一种社会形态，又往往表现出不同的特质。西藏的农奴制就带有浓厚的奴隶制色彩，和华南的比较温和的农奴制很不相同；游牧民族的社会生活，又和稻作民族的很不一样；不同的文化板块还有不同的宗教传统，伊斯兰教在西北十个民族中流传，而藏传佛教主要在藏族和蒙古族中传播，萨满教、东巴教、毕摩、麽教、师公教等原生型的民间宗教则呈现出与世界大教很不相同的色彩……所有这些，都使用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民族诗歌有很大的社会容量，表现出不同时代、不同境遇的不同是非、爱憎、理想和愿望。对生存环境的艰苦开发，对民族生存的顽强拼搏，对幸福生活的憧憬，对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对爱情的热烈和坚贞，对丑恶的抨击和鞭挞，对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赞颂，成了民族诗歌强劲的主旋律。以汉文创作的作品，则反映了中原的历史风云和边疆与中原腹地的关系，既有反复的阋墙之讼，更有经济文化的互动。

少数民族诗歌无论是表层结构抑或深层结构，都有鲜明的民族和地方特色。以表层而言，构成诗歌的元素和母题，多来自森林、草原、瀚海、绿洲、高原、喀斯特山海、山谷、稻田的民族生活。民族诗歌的语言极具个性，以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作品多用各族的方言土语，这些方言土语多达几百个，有的还是已经不再流行的回鹘文、突厥文等古文字。各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法，从而在总体上异彩纷呈，目不暇给。不过民族诗歌的语言不局限于民族文字，用汉语文创作的诗歌占了作家诗相当大的比重。此外，西北地区古代诗人常用境外的波斯文、阿拉伯文进行创作。民族文字诗歌的篇章结构和诗行结构，与各族传统的民间诗歌结构和押韵规则相衔接，如藏族的鲁体、年阿体，维吾尔族的阿鲁孜、格则勒，壮侗语族各族的勒脚体，苗族的复沓，等等。少数民族的头韵、脚韵、腰脚韵、头尾连环韵、回环韵、复合韵等十多种押韵格式，都在诗歌中展示其音乐美。较深的层次是诗歌的风格，它与民族的审美意识和诗人的个性密切相关。中原地区的诗歌，因受汉族诗人的影响，诗作多高古典雅，自然畅达；北方民族的诗歌，则多雄浑豪放，劲健疏野，与其生活于大漠相呼应；西北民族诗歌或清奇委婉，或恢弘雄豪，颇受中亚和阿拉伯风格的影响；南方则多清新明丽，绮丽纤浓，与其四季如春的风光相吻合；西南既有西北的雄奇，也有江南的清丽。欣赏少数民族的诗歌，就像走进百花齐放的花园，令人赏心悦目，获得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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