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本义》是《诗经》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重要著作之一，体现了汉宋学术的变迁，对苏辙、郑樵、朱熹、吕祖谦、王柏、姚际恒、方玉润等学者以及现当代《诗经》学发展都有深远影响。《欧阳修：<诗本义>研究新探》从三个维度切入，以期比较全面和深入地展示《诗本义》在汉宋学术转折中的独特价值与复杂面貌。这三个维度分别是：一是从汉宋《诗经》学转变视角中确立评价《诗本义》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意义。二是将《诗本义》的形成放在欧阳修《诗经》学思想与研究不断成熟与丰富的过程中考察。三是比较全面细密地考察了《诗本义》版本的衍变历程、卷次关系及其思想学术意义，避免将《诗本义》作为一种静止的文本来对待。在清代汉宋学术、今古文经学纷争中，《诗本义》褒贬的细微变化以及思想学术的客观影响，都映照出《诗本义》兼具汉宋学术的基本特征，并为《诗经》学研究的文学转向及多元转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因而也具有重要的现代意义。
序
导论 欧阳修《诗本义>研究述评
一 关于《诗本义》的版本
二 关于《诗本义》与三家《诗》的关系
三 关于欧阳修《诗本义》的影响（主要是《诗本义》与朱熹《诗集传》的关系）
四 关于《诗本义》研究方法的原则与特征
五 关于欧阳修的经学（包括《诗经》学）思想研究
六 关于《诗本义》的经学史地位和意义
七 关于《诗本义》的缺陷与不足
第一章 《诗本义》学术渊源与创作时间考
第一节 《诗本义》的学术渊源略考
一 欧阳修经学观念与先秦汉唐遗风
二 “诗本末”观念与王肃、王通等
三 欧阳修与《诗本义》的诸同调
第二节 《诗本义》创作时间与情形考
一 《诗本义》创作与定稿时间考
二 《诗本义》与夷陵风土人情的关系
三 《诗本义》与目疾足病的关系
第二章 《诗本义》的“本义”问题与欧阳修“道”论思想
第一节 《诗本义》的“本义”所指及价值
一 《诗经》“本义”演变与欧阳修探寻本义的特色
二 《诗本义》的“本义”所指及意义
三 《诗》“本义”与人情及事理
第二节 欧阳修“道”论思想与《诗经》研究
一 欧阳修“道”论思想的形成、发展与《诗经》研究
二 欧阳修论“道”内涵与佛老关系
三 欧阳修“本义”探求与理学的关系
第三章 《诗本义》的两大解经方法及影响
第一节 “据文求义”和“以今论古”方法的成熟
一 两种方法的内涵及关系
二 欧阳修对两种方法的运用及意义
三 欧阳修对待《诗序》、毛《传》、郑《笺》的学术态度
第二节 “据文求义”和“以今论古”方法的影响
一 宋代《诗经》学学者对“据文求义”的继承述略
二 宋代《诗经》学学者对“以今论古”的继承述略
第四章 今本《诗本义》主要卷次内在关系及意义考论
第一节 关于《一义解》《取舍义》等与《诗本义》前十二卷的关系
第二节 《诗本义》“二论”、“三问”的后出问题
第三节 关于《诗解》（或《诗解统》）的考察
第四节 《（诗谱补亡）后序》的“续貂”痕迹
第五章 《诗本义》与三家《诗》的关系
第一节 宋代《诗经》学与三家《诗》的关系
一 三家《诗》的心性义理解《诗》萌芽
二 宋代重视三家《诗》的学者及观点
第二节 欧阳修《诗本义》与三家《诗》
一 欧阳修与三家《诗》
二 欧阳修对汉唐《诗经》学的反思与三加《诗》
三 《诗本义》与三家《诗》、毛《诗》诗义研究比较（以《二南》诗解为例）
第六章 《吕氏家塾读诗记>与《诗本义》
第一节 《吕氏家塾读诗记》成书时间及与《诗本义》关系考
第二节 《吕氏家塾读诗记》所引“欧阳氏日”的特点与价值
第三节 《吕氏家塾读诗记》保存的《诗本义》与今本《诗本义》的关系
第四节 《吕氏家塾读诗记》所见《诗本义》与汉宋《诗经》学
第七章 《诗本义》效果史研究
第一节 两宋时期《诗本义》的影响及特点
一 北宋时期的《诗本义》及影响
二 两宋之际研究《诗本义》的新动向
三 南宋时期的《诗本义》及影响
第二节 元明时期《诗本义》的影响及特点
一 元代《诗本义》及影响
二 明代《诗本义》及影响
第三节 清代《诗本义》的影响与学术纷争
一 清初至雍正时期
二 乾嘉时期
三 道成同光时期
第四节 现当代《诗本义》的影响
余论
附录一 《诗本义》卷一至卷十二所选录诗篇及分布统计总表
附录二 《诗本义》与三家《诗》、毛《诗》诗义研究比较详表（以《二南》为例）
附录三 《吕氏家塾读诗记》所引“欧阳氏日”与《诗本义》比较详表
参考文献
后记
《欧阳修：<诗本义>研究新探》：
郑樵的《诗经》学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创新，继承方面欧阳修的《诗经》学研究是很重要的资源，郑樵认为“学（者）所以不识《诗》者，以大小《序》与毛、郑为之蔽障也；不识《春秋》者，以《三传》为之蔽障也”，较成伯玛、欧阳修、苏辙更进一步，但遥承啖、赵以来的传统则自不需赘论。虽然，郑樵也曾说“《诗》者正所以维持君臣之道，其功用深矣”，但他强调“《诗》主在乐章，而不在文义；《春秋》主在法制，亦不在褒贬”，是《诗经》“乐歌”说的代表人物。与欧阳修、程朱等人通经致用、文以载道的看法不同，郑樵在自己的经学（注重鸟兽草木虫鱼与音韵六书、典章制度等）和史学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实学”概念，这并非“为己之学”，《通志》卷七十二《图谱略·原学》认为传统的“义理之学尚攻击，辞章之学务雕搜”“辞章虽富，如朝霞晚照，徒焜耀人耳目；义理虽深，如空谷寻声，靡所底止。二者殊途而同归，是皆从事于语言之末，而非实学也”，试图在传统的义理之学与辞章之学之外另辟新径，为明清实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或许是他在继承之后创新的重要贡献吧。
在经学的理念上，郑樵受欧阳修的影响也很显然，如他强调情理与简易的原则，《通志》卷二十一《年谱序》“凡书所言者，人情事理，可即己意而求”，“著书者，贵乎意明而语约”等。“欧阳修的‘诗本义’理论是建立在他的‘经文简且直，的‘简易，经学认识观上的”，虽然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并反思了其中内蕴的矛盾，但“诗本义”与欧阳修经学观的关系依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内容。就宋代“诗本义”的探询及欧阳修《诗本义》产生的过程来看，与古文复兴运动及新儒学的产生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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