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辑录了著名哲学学者叶秀山先生学术随笔及序跋文字三十余篇，以哲学尤其是西方古典哲学为核心主题，具体则辐射于戏剧、书法、中西方哲学传统及文化源流的比较等多方面。叶秀山教授少有家学，对书法与戏剧深有心得，后专攻西方哲学理论，自1956年起对西方古典哲学、现当代哲学、中西哲学思想比较、美学理论等方面都有专业建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叶教授陆续在《读书》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兼顾大众读者的随笔、评论文字，虽然话题仍集中在专业领域，但相对较为深入浅出，也针对素有心得的书法、戏曲等艺术形态与哲学的关联多有生发，同时一些书评、序跋与追忆早年学术生涯及其他学人的文字，在叙事怀人之外也兼及哲学研究方法与阅读心得等专业思考。本书即是辑录作者这部分学术专著、论文之外，更为深入浅出的篇章，借以与大众读者分享一代学人的哲学思考研读心路轨迹。
一字一句皆浸润于多年的沉潜与思考，文风严谨，逻辑致密，在哲学殿堂的古典与现代之间自如穿梭。
叶秀山（1935—2016），出生于上海，1952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至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攻西方哲学，兼及中国哲学和美学，爱好京剧、书法并有专著出版，业余时间以聆听西洋古典音乐为乐。自20世纪60年代起共出版论著20余部，其中多部多次再版。哲学研究代表著作有《苏格拉底研究》、《思·史·诗》、《无尽的学与思》、《中西智慧的贯通》、《哲学作为创造性的智慧》、《哲学要义》、《科学·宗教·哲学》、《学与思的轮回》、《启蒙与自由》、《知己的学问》；艺术与美学代表著作有《书法美学引论》、《美的哲学》、《古中国的歌》、《说“写字”》等。
第一编
中西文化之“会通和合”——读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有感
灵魂的归宿——为刘耀中近著而写
守护着那诗的意境——读宗白华《美学与意境》
英伦三月话读书
学者的使命——读陈元晖《论王国维》
读那总是有读头的书——重读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序言》
从哲学方面说“读书明理”
过于短暂的豁然贯通——再谈哲学的“读书明理”
第二编
沈有鼎先生和他的大蒲扇
我是还要买书的
谈黑格尔哲学的意义——怀念丕之同志
学者的情怀
悼念王玖兴先生
第三编
没有时尚的时代？——论“后现代”思潮
说“五十而知天命”
谈“哲学”的“用处”
说“人相忘乎道术”
何谓“人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
想起了“语言是存在的家”
说“学问”
哲学之“锐气”，久而弥笃——祝《费希特著作选集》（五卷）出版
第四编
“有人在思”——谈中国书法艺术的意义
关于“文物”之哲思——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有感
论艺术的古典精神——纪念艺术大师梅兰芳
“哲学”与图像一声音一文字
哲思中的艺术
第五编
无尽的学与思
我是怎样喜欢起哲学来的
我的读书方式及其沿革
守住本位
三十年学术工作感想
后记
永久的读者——写于《在，成于思》出版之际 王齐
《同芳文丛：在，成于思》：
王国维三十以后，绝口不谈哲学，其原因不是外在的，而纯属内在思想上的。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说，他放弃哲学的理由为哲学的学说大都可爱的不可信，可信的不可爱，以此来说明他情感与理智的矛盾，是很深切的。他把“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看作一个“可爱”的领域，则以情感的态度来对待它（们），是很明显的了；但他的理智又告诉他，这些“可爱的”“思想”，往往“不可信”，而那些实证的哲学，如斯宾塞，却又缺乏形而上那触及宇宙、人生最深层处之感人力量，“可信”而“不可爱”。
启发王国维体会到这个矛盾的，恐怕仍是康德。康德是指出、揭示“形而上学”作为知识体系“不可信”最有力的哲学家。他把形而上学传统上一直确信的“本体”、“神”、“意志自由”、“无限”、“绝对”等等，都以非常确实的方式指证为都只是一些“观念”，而不是实实在在的科学知识。然而，康德并没有说那些“观念”绝不可信，恰恰相反，他认为那些“观念”只是在“知识”上不可信，而作为整个人类的生活来说，不但可以相信，而且应该相信。我们知道，康德曾经提出过三个问题：我们（人类）可以“知道”些什么，应该“做”些什么，能“希望”些什么。这最后一个问题，即是“相信”人类理性的至高无上的“至善”，使一切知识和行为最后有一个意义和规范。所以康德哲学恰恰在限制知识，而为“信仰（信念）”留上地盘。康德这个“信仰”，并不是情感需要“寄托”、“慰藉”，而是一个理性的“悬设”，既是可爱的，也是可信的，是一种理性的爱。
王国维缺乏这种素质，他的“爱”，停留在理性的彼岸，失去理性的根基，而他的“信”，则只限于具体的、实证的知识，殊不知这种知识自古希腊以来，就常被指出是变幻的，不可靠的。“信”尚不及，何谈“爱”哉。
王国维终生都处于“信”与“不信”、“爱”与“不爱”的矛盾之中。不但社会动荡，世事艰难，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精神上没有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他那才智过人、情感丰富的精神世界，竟是一个比现实生活更为激烈、更为不安、更为痛苦的领域，最后终于不堪忍受而崩溃。他在放弃那个“可爱而不可信”的“哲学”之后，按他的“自序”说，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得直接之“慰藉”。他作诗词，并想写剧本，虽然他对所作之词，自视甚高，但剧本创作却未曾尝试，于是他的工作转向了历史的研究，其中包括对文学的历史性研究。在历史的领域里，他的成果最多，多从考古、考据人手，“信”则“信”矣，不知可曾找到“慰藉”，更不知可爱不可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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