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杂文集:无比芜杂的心绪》为村上春树自选三十五年来的精彩随笔结集而成,入选《无比芜杂的心绪》的,都是从未以单行本发表过的文字,同时,村上春树还在每篇文字前附短文记述写作该文时的心绪。
《村上春树杂文集:无比芜杂的心绪》是村上春树创作生涯分量的随笔集,被誉为“完整了解村上春树文学与内心的必读之书”。
无比芜杂的心绪以作家身份出道三十余年间,出于形形色色的目的、为了林林总总的刊物写下却未曾以单行本发表过的文章,收集在这里。内容从散文到为别人的书撰写的序或解说、答疑、各种致辞,乃至短篇小说,本书的构成实在只能以“芜杂”一词形容。从未发表过的东西也为数可观。本来可以起个更普通的书名,可是与编辑协商时一直管它叫“杂文集”,心想“干脆就叫这个名字得了”。于是书名便成了《村上春树杂文集》。既然原本就芜杂,索性便芜杂到底也不错。
姑且作为职业作家,一写就写了三十多年,攒下的东西要远比收录于此的多。到我家那间仓库(似的屋子)瞧上一眼,就能看到好多好多——且不说是堆积如山——的纸板箱,里面塞满刊登着这些文章的旧杂志。肯定也在一次次搬迁中丢失了许多。不过静下心翻看一通,年轻时写的散文之类如今读来多半难以满意。读着读着便不禁面红耳赤,怅然喟叹,“居然还写过这种玩意儿!”这样的东西也不少。最终能遴选出来的只是极少一部分。自然,当年我可是使尽浑身解数炮制出来的……我刚开始零零星星接受约稿时,一位编辑曾告诫我:“村上先生,刚开始,你不妨写得多一点、杂一点。作家可是靠着拿稿费不断成长的。”我当时还将信将疑:“真的?”如今回头重读往日写下的文章,我心悦诚服:“没准真是这样。”就是说,不靠交学费而是靠领稿费,文章才得以一点点写得像样起来。此话好像有点厚颜无耻。
不过,即便只是发现这一事实,即便只是得以回顾自己蹒跚踉跄的足迹,出版此书或许就自有意义。若没有这样的机会,我大概(绝对)不会集中重读往日写下的杂文。
遴选旧文固然费力不小,文章编排也让我绞尽脑汁。总体分作十大部分,再把文章分摊到各个部分。但这并非严谨的学术分类,充其量只是大而化之地粗分一下。唯有致辞部分是编年体(依时间顺序),其余只是随意排列,并无明确顺序。这里挪挪,那里塞塞,编排工作也颇为不易。起初我本想所有文章都按编年体排列,可这么一搞,读来似乎稍欠顺畅。
再者,每一篇文章都是在各不相同的时期,为各不相同的媒体写的,有时内容上不免有重叠之处。可删减的地方我都作了删减,但也有些东西一旦删减便会导致文意出现失衡,不得已只能将重复之处保留下来。读者也许会发现:“咦,这是刚才读过的呀。”那便是因为本书的特点不得不如此行事,请包涵。
和田诚先生与安西水丸先生携手搞过联合个展,端详着他们的画,我陡然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能采用他们的画作,把本书装帧得漂亮些该多好。本来结构就够芜杂的,因此我期待有根视觉彩带,把这一切串联成一体。便提议,既然如此,索性请两位先生进行一次关于我的对谈,当作后记如何?便辛苦了和田先生与水丸先生。
在此深致谢意。
早在七八年前就有计划,准备把从前写下的杂文汇编成册,只是一直忙于写小说,便一拖再拖直到今日。眼下恰逢小说与小说之间的空闲,不妨称为“农闲期”,能比较悠闲地进行编辑工作。但正因为拖延了好多年,内容与最初的设想相比,我觉得反而变得更为丰富了——但愿能变得更加充实一些。
不必说,我的精神世界由各种芜杂的东西构筑而成。人心这东西,并不单单是由谐调的、系统的、可说明的成分组成。
我将自己精神中这种琐碎又往往难以统一的事物聚拢起来,倾注进去,创作出虚构作品,再增补充实。同时,也每每需要以这样生涩的形态把它传递出去。
因为以虚构形态无法一网打尽的琐碎事物,会化作残渣,零零星星留存下来。我就是将这样的素材以随笔(杂文)形态搜罗在一起。或说某些情况下,若要现实地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以生涩的形态表现自己(致辞之类就是典型案例)。
笔者希望列位以新年之际打开福袋的心情阅读本书。福袋里装有各色东西,有你喜欢的,可能也有你不太喜欢的。那也真是没办法,毕竟是福袋嘛。可经过这般加减乘除,假如能让您稍稍体味我那“芜杂心绪”的整体形象,身为作家的喜悦则莫过于此。
最后,谨向情愿支付稿费,将笔者培养为一位作家(或与之相近者)的各家出版社、各位编辑,献上感谢之情。
村上春树
2011年1月
村上春树,生于1949年。京都府人。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日本著名作家。美国文学翻译家。29岁开始写作,处女作《且听风吟》获日本群像新人奖。1987年出版的《挪威的森林》,日文版突破1000万册。2009年出版的《1Q84》被誉为“新千年日本文学的里程碑”。2013年4月,《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7天突破100万册,创日本文学史上快突破100万册的纪录。主要著作有《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舞!舞!舞!》、《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等。村上春树的作品展现写作风格深受欧美作家影响的轻盈基调,少有日本战后阴郁沉重的文字气息,被称作个纯正的“二战后时期作家”,并誉为日本1980年代的文学旗手。写作之余,热衷翻译英语文学、跑步、爵士乐等。作品被译介至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世界各地深具影响。
何谓自己(或炸牡蛎的美味吃法)这是为大庭健先生的著作《叫作“我”的迷宫》(专修大学出版局,2001年4月出版)写的“类似解说的东西”。大庭先生是所谓的哲学家,或说思想家(就是专门思考相当艰深的问题的人),像我这样的角色本不该冒昧地越俎代庖,却因为人家拜托“不管写什么都行”,于是写下这篇文章。大庭先生与我是在普林斯顿大学时相识的。
何谓小说家?当别人问我,我大概都这么回答:“小说家,就是以多作观察、少下结论为生的人。”为什么小说家得多作观察?因为没有大量的准确观察,就不可能有精准的描写——哪怕是通过观察奄美黑兔去描写保龄球。那为什么又要少下结论?因为作出最终结论的永远是读者,而非作者。小说家的使命,就在于悄然地(当然,也可以用暴力形式)把该下的结论以最具魅力的形式传递给读者。
想必诸位知道,一旦小说家(偷懒,或单纯为了卖弄)不愿将这权利委让给读者,亲自出马指手画脚地下结论,小说大体就会变得味同嚼蜡。内容缺乏深度,语言失去光彩,故事变得呆滞。
想写好故事,小说家该做的简单来说就是不要预设结论,而是精心地不断叠加假设。我们就像用双手托起熟睡的猫咪一般,把这些假设悄然托起来运走(每当使用“假设”这个词,我总是浮想起呼呼酣睡的猫咪的形象。温暖柔软湿乎乎,又浑然不觉的猫咪),在故事这个小小的广场中央,一个又一个地堆积起来。能否有效准确地挑选猫咪(即假设),能否自然巧妙地把它们堆积起来,就得看小说家的能耐了。
读者姑且将这假设的结集吸纳进心中,听从自己的指令重新调整,排列成易于理解的形式——当然是说中意这个故事的话。几乎所有情况下,这都是在无意识状态中自动进行的。我说的“结论”,就是指这种个人的排列调整。换个说法,也就是精神构成模式的重组样本。通过这种抽样作业,读者能感同身受,真实地“体验”活着这一行为中包含的动性亦即活力。为何得刻意这么做?因为真正重组“精神构成模式”之类,绝非人生中能一再体验的事。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虚构的作品,实验性、假设性地进行一点抽样调查。
也就是说,如果把小说使用的材料一一提取出来,虽然是虚构,是疑似,然而就其遵从的个人指令和调整重组过程而言,却不折不扣就是(或应当是)实实在在的真家伙。我们小说家始终拘泥于虚构,在许多情况下,恐怕是因为我们知道唯有在虚构中,才能有效而紧凑地将假设堆积起来。只有精通虚构这工具,我们才能让猫咪们深深地酣睡。
不时收到青年读者的来信。许多人真诚地问我:“为什么您能那么清楚、准确地理解我的心思?我们的年龄差距是如此之大,此前的人生体验肯定也毫无共同之处。”我回答说:“那不是因为我准确理解了你的心思。我不认识你,当然不了解你的所想所思。如果你觉得心事得到了理解,是因为你把我的故事有效摄人了内心世界。”决定假设走向的,是读者而非作者。所谓故事就是风。当有东西摇曳时,风才为人眼辨认。
“何谓自己”这一追问对于小说家——至少对于我——几乎不具备意义。因为这对小说家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将“何谓自己”的设问转换为别种综合形式(亦即故事的形式)。这工作进行得极其自然极其本能,因此不必刻意思考那设问,就算思考也几乎不起作用——反而会引来麻烦。如果有作家长期严肃思考“何谓自己”的命题,他(她)就不是天生的作家。也许他(她)写过几本优秀的小说,却木是本来意义上的小说家。我是这么看的。
不久前,我收到一位读者的电子邮件,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准确的原文回忆不出了,现将大致的意思写下来。
日前参加就职考试,有一道考题是“请在四页稿纸之内(我记得好像是)对你自己进行描述”。我根本无法用四页稿纸来描述自己。这种事情根本不可能做到嘛。假如村上老师您遇到这种考题,您会怎么回答?职业作家连这样的事也能做到吗?对此,我的回答是这样的。
你好。诚如所言,几乎不可能用不足四页稿纸来描述自己。
我认为这是毫无意义的提问。但就算无法描述自己,比如说用不足四页稿纸描述炸牡蛎却是可能的。那为何不试着描述一番炸牡蛎呢?通过你描述炸牡蛎,你与炸牡蛎的相互关系及距离感会自然得到体现,这追根溯源也等于描述你自己。这就是我所谓的“炸牡蛎理论”。下次再有人叫你描述自己,你就不妨试着描述炸牡蛎看看。当然不必非得炸牡蛎不可。炸肉饼也行,炸虾丸也可以。丰田卡罗拉汽车也好青山大街也好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也好,都没关系。我不过是喜欢炸牡蛎,信手拈来做个例子罢了。
为你加油。
对啦,所谓小说家,就是指能无比详尽地描述全世界的炸牡蛎的人。从不去思考“何谓自己”(也无暇思索这类问题),我们不停地撰文描述炸牡蛎炸肉饼炸虾丸,并将这些事象事物与自己的距离和方向作为数据资料积累起来。请多作观察,少下结论。这就是我所谓“假设”的大致意义。于是这些假设——不断堆积的猫咪们——就会产生热量,这么一来,名叫故事的vehicle(载体)便自动启程。
“何谓真正的自己”这一追问,由于逻辑的畸变,成为奥姆真理教(或其他极端宗教)吸引众多青年的因素,这一点也是大庭健先生在本书中屡屡指出的地方。我写作《在约定的场所》一书时,曾经对几位奥姆真理教信徒进行过长时间的采访,得到的印象大体相仿。
他们中有许多深陷看不见出口的思维的死胡同,追问自己“本来的实体”究竟是什么,于是渐渐失去与现实世界(姑且称为“现实A”)的实质联系。人若想将自己相对化,必须闯过几个有血有肉的假设的关口。就好比莫扎特歌剧《魔笛》中的王子塔米诺和公主帕米娜那样,经历过水与火的考验(或说经历作为隐喻的死亡),才理解爱情与正义的普遍性,并借此逐步认清自己这一身份。
但实际上,此刻环绕我们的现实充满太多信息与选项,基本不可能从中恰当挑选并吸纳对自己有效的假设。将它们无限制无秩序地摄人体内导致中毒的情形倒屡见不鲜。而且环顾四周,并不见有经验丰富的年长者在引导他(她)。因为现实的推移过于迅猛,一代代前辈积累的经验许多情况下不再是有效的范例。
就在这时,一个强有力的局外人悄然现身,将几种假设制作成浅显易懂的套餐食谱交到他们手上。其中所有的必需品一应俱全,装在精美的包装盒里。此前混乱不堪的“现实A”,如今被剔除种种制约、附加条件和矛盾,变得更单纯而“干净”的“现实B”取代。在那里,选项数量有限,所有问题都预备好了条理清晰的答案。相对性遭受放逐,绝对性取而代之。在这新的现实中,他(她)承担的角色被明确标示出来,该做的事项罗列在详尽的日程表上。努力固然必不可少,但要达到的目标却用数字测算出来,绘制成图表。那个“现实B”中的自我,夹在“前自我”和“后自我”之间,所以是拥有正当存在意义与连续性的自我,绝非其他。一目了然。此外我们还能冀盼什么呢?而且为了获取那新的现实,他(她)必须支付给对方的,无非是旧的现实,以及在其中手忙脚乱地苦苦挣扎、惨不忍睹的自我。
“跳吧!”那个局外人说,“你该做的,只是从旧的大地跳到新的大地上。”
允许我表达见解的话,这种交易倒不见得有多么荒谬。小说家有时也做相同的事。我们通过故事这工具把它讲述出来。“跳吧!”我们说。于是把读者摄入故事这一现实之外的体系,将幻想塞给他们。使他们勃起,使他们畏惧,使他们流泪。将他们驱入新的森林,让他们穿越坚固的墙壁,让他们把不自然的事物视为自然,让他们相信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已然发生。
然而故事一旦结束,假设便基本完成使命。幕布降下,灯光亮起,堆积的猫咪们从酣睡中醒来,伸伸懒腰,停止做梦。读者只留下部分记忆,回到原先的现实中。与先前相比,也许颜色有时会改变,但存在于彼的仍是原先那个司空见惯的现实。其延续性毫无置疑的余地。换言之,这个故事是开方文的。催眠师在时机到来时,会啪地拍一下手,将被催眠者的催眠状态解除。
然而麻原彰晃其人,以及奥姆真理教组织针对众多青年的所作所为,完全封闭了他们的故事之环。锁上厚厚的门,把钥匙扔到窗外。将“何谓真正的自己”的疑问带来的封闭性足足放大一圈,置换成更牢固的封闭性。
将延续性切断——这大约就是关键。通过切断延续性(或无限地替换成伪装的延续性),一见之下现实似乎变得和谐统一,但延续性这稍嫌凌乱却不可或缺的气孔却被人为地堵塞,因此房间不容分说滑向缺氧状态。这任如何考虑都是危险的事态,实际上当真招致了极其悲惨的结果.
我接到过一位曾沉迷某个庞大极端宗教(不是奥姆真理教)的男子的来信。他被那个极端宗教组织送进修道场(似的地方),过着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生活。严禁阅读圣典之外的书籍(他们不允许信众接触虚构作品,只认可一条虚构频道,这也是必然)。然而他将我写的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偷偷藏在箱底,避人眼目每天偷读上一段。然后历经艰难曲折,花费许多时日才好不容易摆脱极端宗教组织的精神束缚。如今终于重归现实世界,过上普通的生活。为什么要像紧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每天读那本小说?为什么没有听从指令把它扔掉?他也无法解释清楚。不过他写道,倘若不曾坚持读那本小说,不知能否从那里成功逃脱。
对我这个小说家来说,这封来信有重要意义。我的猫咪们没准就在做相当厉害的梦呢。我当然不是在夸奖自己写的小说优秀,只是说,在某种特定的场合,它曾经拥有某种特定的效应。但作为一介小说家,我仍然为这个事实欣慰。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在围绕故事这工具进行漫长而严峻的战斗。有时我也这么想。
他们——极端宗教——准备了简单直接、一目了然却又强劲有力的故事,引诱人们,试图把人拖进圈套。从有效性的角度看,这是极其有效的假设。几乎没有不纯物质介入其中。对其理论提出异议的因素,就像贝壳吐出沙粒一般,从一开始就被巧妙地排除了。逻辑大致前后一贯。不必迷惘,也不必苦恼。在那里所有的疑问都会得到解决。如果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那只说明所作的努力还不够。来吧,努力吧!课题布置下来了,只要努力就会得到正当的回报。封闭的环正因为封闭,正因为排除了不必要的东西,才拥有可迅速见效的强大能力。
与之相比,我们小说家能提供的故事却平淡无奇。我们只能预备各种式样各种尺码的鞋子,让大家轮流把脚伸进去。既费时间,又费劳力。说不定有人直到最后也找不到一双尺码合适的鞋。几乎没有一样东西能打包票。一望而知缺乏有效性。如果有人问:干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到底有什么意义?我将无言以对。没有明快的答案。只能支支吾吾含糊其辞,说:“我觉得好像有某种意义。”
某种意义
但也有某类东西,是我们有而他们没有的。虽然不多,却有一些。那就是前面也曾提及的延续性。我们在一个叫作“文学”的、经历过长期实证的领域里工作。但从历史角度去看,文学在许多情况下起不到现实作用。比如说它从来不能以肉眼可见的形态阻止战争、屠杀、诈骗与偏见。在这层意义上,也可以说文学是无力的,在历史上几乎不具备立竿见影的速效性。但至少文学从来不曾催生战争、屠杀、诈骗与偏见,反倒始终不厌其烦地孜孜努力,试图催生与之抗争的某种东西。当然,其中不无试行错误、自相矛盾、内部纷争、异端与走题。尽管如此,文学总体来说始终在追求人类的尊严内核中的事物。在叫作文学的东西里面,有这种(唯独)在延续性中才能阐述的强有力的特质。我如此认为。
这种强有力,就是巴尔扎克的强劲,是托尔斯泰的恢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深刻,是荷马丰饶的想象,是上田秋成澄澈的美丽。我们所写的虚构作品——尽管屡屡把荷马拉出来举例让人觉得对不起他——就建立在源自那里并延绵至今的传统上。我作为一介小说家,在万籁俱寂的时分,有时会听见那涓涓细流的声音。我个人固然微不足道,不必说,于世间几乎没有用处。但觉得此时此刻我所做的,就是自古以来绵延不断的某种至关重要的事情,今后它必定也会传承下去。
所谓故事,就是魔术。借用奇幻小说式的说法,我们小说家将其作为“白魔法”来使用,而一些极端宗教组织则将其当作“黑魔法”利用。我们在森林深处,不为人知地殊死格斗。简直就像斯蒂芬‘金的少年小说中的一幕场景。然而在某种意义上,那种形象肯定相当接近真实。因为小说家比谁都熟知故事的强大力量及背后的危险性。所谓延续性,也就是道义性。而所谓道义性,就是精神的公正。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何谓真正的自己?”
真正的我到底是什么?
让我们(用四页稿纸以内的篇幅)来谈谈炸牡蛎。以下的文章与故事主题也许没有直接关系。但运气好的话,我打算通过炸牡蛎这东西来谈谈自己。笛卡儿或帕斯卡尔对此是如何思考的,我一无所知,在我而言就是“我谈炸牡蛎,故我在”。我甚至有种预感,假如沿着这条广漠道路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一定能找到属于我自己的延续性与道义性。不,我并不想真正去寻找这种东西。因为就算找到了,它对我也几乎无用。但很想感觉到它就在某处——通过撰写关于炸牡蛎的文章。
我想说的,简而言之就是这么回事。我的环是开放的。豁然张开。我从那里来者不拒地将全世界的炸牡蛎、炸肉饼、炸虾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