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求新声_汪介之_9787511721709_北京中凯新特文化有限公司

　　《别求新声》是《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名家讲堂》20卷丛书之一。中俄文学与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中国文学与文化对俄罗斯文学与文化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过多方面的影响。在历代俄罗斯知识分子和作家的著述与作品中，都可以发现中国文化、哲学、艺术乃至宗教与伦理的广泛渗透。俄罗斯知识界在研读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国形象”。而同样的是，中国文学发展的每一阶段，也都显示出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以至中国文学无论是反顾自己走过的路途，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确认自身的地位、成就和意义，还是更新自己的观念，调整自己的思路，规划未来的蓝图，几乎都要把俄罗斯文学作为一种基本参照，在与这一文学的比较和对话中寻得支持、激励、启示或借鉴。中俄文学与文化交流还在继续发展之中，也必然拥有广阔的前景，而且，毫无疑问地将继续成为整个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比较文学研究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世界文学”的命运与比较文学的前景

　　最近一个时期，关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议论颇多。在全国性的本学科教学研讨会或校际高层次座谈上，一些学者就“世界文学”学科是否应当存在、“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两个学科是否应当合并、“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等问题，畅谈了自己的见解。这些议论，也引起了笔者对本学科设置的由来、合理性和前景的思考。现在，笔者不揣浅陋，也在此谈谈自己的看法，期望就正于同行专家学者。

　　“世界文学”：何去何从?

　　对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名称，特别是其中的“世界文学”，有些学者提出非议。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取消世界文学专业，一律改称“外国文学”，并由外语系教师来承担其教学任务。于是，世界文学学科便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

　　“世界文学”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歌德在1827年与爱克曼的一次谈话中提出来的。后来韦勒克、沃伦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解释道：这个名称“似乎含有应该去研究从新西兰到冰岛的世界五大洲的文学这个意思”。但他们紧接着又说，“其实歌德并没有这样想。他用‘世界文学’这个名称是期望有朝一日各国文学都将合而为一。这是一种要把各民族文学统起来成为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韦勒克和沃伦还指出：“‘世界文学’往往有第三种意思。它可以指文豪巨匠的伟大宝库，如荷马、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以及歌德，他们誉满全球，经久不衰。这样，‘世界文学’就变成了‘杰作’的同义词，变成了一种文学作品选。”

　　或许是由于认同了韦勒克等对“世界文学”的第二种解释，有学者指出：“世界文学”在今天，“还仅仅是先哲们对人类理想社会幻想中的一个梦”，既然是一个梦，怎么可以拿它来作为中国大学中的一个学科呢?

　　事实上，在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至1997年以前，作为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学科名称之一的“世界文学”，其内涵接近于上述韦勒克等的第一种解释，而并不是把某种伟大的理想或幻想拿来当作学科的名称。不过，这一学科通常不把中国文学作为自己教学和研究的对象，尽管从字面上看，“世界文学”无疑应当包括中国文学。与此相类似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文学》刊物，一般不刊登中国的文学作品；我国历史学科中的“世界史”专业，通常也不把中国历史作为自己教学和研究的对象。这样看来，“世界文学”其实就是外国文学。它主要研究除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国文学史的一般进程，注重考察各种文学思潮流派的交嬗演变、重要的文学现象和有影响的作家作品，力求探明各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

　　如果说到作为一门课程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那么它在我国高校中文系的开设，则可以追溯到五四运动以前。早在1917年，周作人就在北京大学文科、随后又在中国文学系以中文讲授欧洲文学史。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从1928年起，就提出“一方面注重于研究中国各体的文学，一方面也注重于研究外国文学各体的研究”。1932年秋朱自清接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样特别重视外国文学，“西洋文学史”一直被列为该系的必修课。1946年清华大学复员后，朱自清续任中文系主任，“世界文学史”课程由中文系开设，以中文讲授，并让学生大量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的中文译本。从50年代起，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杭州大学(现已并入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等绝大部分综合性大学以及几乎所有的师范大学的中文系，都先后设立了外国文学教研室。这些教研室的教师承担着给中文系本科学生讲授外国文学的任务。由于“文革”前我国的研究生培养制度不健全，当时中文系外国文学师资的来源，除了已有的老一代学者外，主要还有两条渠道：其一，教育主管部门从中文系选拔一部分有较好的外国文学素养和一定外语水平的教师或本科毕业生，到外语院系脱产学习几年外语，学完后回原系科从事外国文学教学；其二，从外文系教师中抽调一部分文学水平较高的教师，到中文系任教。这三部分人构成“文革”前和“文革”后一段时间内我国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的主体。他们当中有不少是很有造诣和影响的知名学者，如赵瑞蕻、朱维之、张月超、朱雯、许汝祉、王智量等。他们的外国文学教学、翻译和研究成果，都是有目共睹的。

　　70年代末期以后，我国的研究生教育和培养制度开始逐步走向健全。如同中文系各学科都要通过研究生制度培养自己的师资队伍一样，外国文学学科也面临着这一任务。于是，从80年代初期起，经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批准，我国高校便开始有了作为二级学科的“世界文学”硕士学位点(1980年第一批正式建点的，有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上海师范大学等高校)。从那时起陆续毕业于这一专业的一届又一届硕士生，是目前我国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师队伍的骨干。当然，不断补充着这支队伍的，还有从外语院系各语种文学专业毕业的博士生、硕士生，以及到国外高校进修、访学或获得学位后归国的学子。这支队伍已经并且至今仍在发挥着它的作用。把这一学科的名称改为“外国文学”，而不叫“世界文学”，也未尝不可。不过，如果改称“外国文学”，就有可能和设在外语院系的“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相混同。也许正是为了避免这种混同，当初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才决定设立“世界文学”二级学科。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高校中不必设立“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学科，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学任务，应当由外语系的教师来承担。其理由是：外语系的教师精通外语和各语种(国别)文学，由他们来讲外国文学，理所当然能讲得更地道；而中文系的教师一般外语不行，怎么能讲外国文学?

　　这一说法可能有些绝对化了。中文系不懂外语的外国文学教师确实有过，不过那主要存在于以往；今天如果还有，那也只是个别现象，决不能代表目前我国高校中文系外国文学教师的主体。外语系绝大部分教师确实精通外语和与此种外语相联系的国别文学。或许正因为考虑到这一点，我国有少数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至今没有设立外国文学教研室，一直是请外语系教师给本系学生讲授外国文学，具体讲法是分别由英语(或其他西语)专业、俄语专业和掌握某一东方民族语言(如日语、阿拉伯语等)的教师讲授西方文学、俄罗斯文学和东方文学。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其实和其他大部分高校由中文系的外国文学教师自己来讲授外国文学并没有多少区别。因为，除了俄语专业的教师讲授俄罗斯文学堪称“地道”之外，在讲授西方文学和东方文学时，无论外语系还是中文系的教师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教师一般只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并精通和此种外语相联系的国别(语种)文学，但是他却要给学生讲授整个西方文学或东方文学。从各高校学生接受的实际效果来看，由外语系教师上课的未必就更好些。

　　还有的学者建议取消高校中文系的外国文学史课程，设置国别文学史，分别由外语系各语种的国别文学专家来讲授，并让学生尽可能地接触作品原文。这是一种美好的设想。假若我们的大学都能够提供分别精通希腊语、拉丁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德语、法语、英语、俄语、日语、阿拉伯语等各语种的国别文学教师，由他们分别来给学生讲授古希腊文学、古罗马文学、欧洲中世纪文学、意大利文学、西班牙文学、德语文学、法国文学、英美文学、俄罗斯文学、日本文学、阿拉伯文学等各语种、国别文学，那可能是学生们的一种幸运。但是，即便真的拥有如此雄厚的师资力量，这样的课程恐怕也只能主要以汉语来讲授，可以给学生提供的也只能是一、两种外文资料，因为没有哪一位学生可以听懂十几种语言，看懂十几种外文资料。再者，外国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绝不是一系列国别文学的简单相加。学生掌握了诸多国别文学史的知识，也未必能够回答诸如“为什么说近代欧洲文学的主要体裁都在文艺复兴时期奠定了基础”、“18世纪的欧洲文学怎样直接影响了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思潮”这类欧洲文学史中的基本问题。

　　顺便说一句：目前国内有的大学外语系已不再开设外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课程。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知识面的相对狭窄。于是，在我们的一些出版物中，谢林变成了“席令”(漓江版《彩色插图世界文学史》)；叶赛宁变成了“埃塞尼”，索尔仁尼琴变成了“索赞尼辛”(1998年5月2日《文汇读书周报》)；柏拉图变成了“普拉东”，康德变成了“坎特”(学林版《彼得堡的冬天》)，等等。这类现象，既和欧洲文学通史知识的缺乏有关，也与蔑视阅读汉译世界名著相联系。世界文学名著的权威汉译本在我国知识界、广大作家和广大读者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在20世纪以来我国文化和文学发展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已有学者予以充分肯定，此处不复赘言。

　　问题又回到了由谁来讲授欧洲文学史或外国文学史。依笔者的浅见，如果可以把外国文学史粗略地划分为欧美文学(西方文学)和亚非文学(东方文学)两大部分，那么，分别承担这两部分文学教学任务的教师，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顺利阅读外国文学作品原文和外文研究资料；精通与其所掌握的外语相联系的国别(语种)文学史(主要通过外文原文)；阅读过大量的该国别(语种)文学作品(主要通过外文原文)；通晓这一国别(语种)文学所属的欧美文学或亚非文学，包括既了解欧美或亚非文学通史，又了解分属这两个部分的各主要国别文学史(主要通过中文)；系统阅读过欧美文学史或亚非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品(主要通过权威译本)。

　　培养具备上述基本条件的教师，正是多年来“世界文学”专业一直努力在做着的主要工作之一。围绕上述基本目标，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世界文学”专业也已形成了自己的传统和特色。毋庸讳言，由于目前我国高校“世界文学”专业大多数教师的外语语种，不外是英语、俄语或日语等少数几种，掌握其他外语的教师还为数不多，所以“世界文学”作为一个学科或专业的欠缺之处无疑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局限，只能随着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该学科重视程度的提高和学科自身建设的强化而逐步得到弥补。

　　对“世界文学”学科或专业的怀疑和否定，当然不是始于今日。人们大概都还记得一位已故的英国文学专家的名言：谁能搞“世界文学”?是的，谁也不能搞“世界文学”，正如谁也不能搞“世界史”、“外国哲学”、“西方经济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一样，尽管这些学科都作为二级学科客观存在。所有这些学科的专家，也都只能精通和他们的外语语种相联系的某一国或少数几国的哲学、经济学、史学或语言学等。就“外国哲学”学科而言，分别掌握各种外语、分别精通某一国别哲学的专家们结合在一起，才能构成“外国哲学”学科队伍。“世界史”、“西方经济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以及“世界文学”学科，其实都是如此。对于可以视为“三级学科”的“西方文论”、“西方文学批评史”、“西方美学史”等，也应作如是观。看来，至少是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所有的涉外学科，都存在一个外语语种的问题。学科名称往往是很大的，但在这些学科中从事具体工作的人们所能精通的，则只能是和他所掌握的外语语种相联系的那一小部分。在文学领域，无论是“世界文学”还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也概莫能外。

　　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上述一系列事实，那么也许就会对“世界文学”何去何从的问题作出这样的回答：它只能一如既往，和文学门类中的其他学科、和人文与社会科学门类中的其他涉外学科一起继续前进。

　　合并既不是“归顺”，也不是“吞并”

　　1997年，“世界文学”学科的命运发生了某种变化。是年6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颁布了新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在这一新《目录》中，原有的“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被合并在一起，出现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引起更多争议的学科名称。

　　有的学者说，这一合并是“强制性”的，未经过“学术意识公众论证”。其实，在新《目录》正式出台之前，1996年6月，两委曾联合下发过一个新《目录》征求意见稿。在这份征求意见稿中，“比较文学”作为二级学科被列在“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之下，同时注明它“含原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则不再作为单独的二级学科存在。这一调整方案在国内高校相关学科的学者中迅速引起了反应。同年9月，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北京大学世界文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中文系、复旦大学外文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等单位联名致信国务院学位办，认为不可取消“世界文学”。其主要理由是：第一，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两个不同的学科，前者无法涵盖、更不能替代后者的学术领域；第二，世界文学学位点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培养该学科师资，外语系国别文学的研究生难以全面承担给中文系学生讲授外国文学史的教学任务。考虑到此次修订《目录》压缩学科数量的精神，信中建议将《目录》征求意见稿中的“比较文学”改为“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李赋宁先生等，都在这封信上签了字。李赋宁先生在信上还亲笔写了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先有世界文学才有比较文学可言，因此‘世界文学’应保留为二级学科，请领导考虑。”后来的情况表明，这封联名信，特别是李赋宁先生的建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新《目录》中使用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学科名称，可以说是部分地采纳了联名信的意见和建议的结果。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一个新的二级学科出现后，在学术界也迅速引起了讨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专业刊物和一些大学的学报，都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就这一学科的性质和特点、“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关系、合并后带来的问题等展开过讨论，而大家的意见远不是一致的。最近一个时期，有些学者谈到：两个学科合二而一之后，我国大学中的外国文学课程几乎都变成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原本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教师，瞬间都变成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研究者；原属“世界文学”的专业群体已“整体移入”或“转业”到“比较文学”学术队伍中来了。由于出现了这些情况，他们认为，比较文学学科给搞乱了。

　　提出这类看法的学者可能陷入了一个认识误区，即把“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合并，误解为前者对后者的“归顺”，或后者对前者的“吞并”。其实，早在两学科合并后不久，就有人认为今后大学中文系不必再开设外国文学史课程了，可以用比较文学取而代之，并且很快就开始准备在教学实践中“实现”这一构想。他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两个学科的合并，并不意味着“比较文学”从此可以覆盖、包容、取代“世界文学”。其实，合并之后，“世界文学”的学科性质、培养目标和研究领域等，都并没有改变，正如“比较文学”学科也没有因为两个学科的合并而扩充了它的“容量”一样。

　　两个学科合并后我国大部分高校教学和研究的实际情况是：原有的外国文学课程，并没有变成“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课程(因为这从来就不是一门课程)，更没有谁试图用世界文学去取代、甚至取消比较文学；原来的外国文学教研室，并没有全都改名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研室；原本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的教师，并没有都宣称自己已变成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者，甚或都“转业”到“比较文学”学术队伍中去了。“世界文学”专业教师的主要教学任务，仍旧是讲授外国文学史；他们各自的研究方向，依然是在“世界文学”这一名称下的各语种—国别文学。在中文系本科教学中，外国文学史和比较文学基础(或概论、原理等)，依然是作为两门各自独立的基础课开设的；在研究生阶段，培养的是分别侧重于“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学生，而所开课程则既有所交叉，也有所不同。总之，合并以后，原先的两个学科和新设立的学科都没有乱，乱的只是我们的认识。

　　但是，“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学科的合并，并不是两个彼此无关的学科的偶然的、简单的合二而一。这本来就是两个关系十分密切、或曰彼此有着亲缘关系的学科。作为学科，两者的存在与发展是互相依托的，两者的研究对象有着某些交叉性，并且有着共同的研究目标。“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合并为一个学科后，原先的两个学科一方面将继续保持各自的专业特点，另一方面又进一步彼此靠拢，即“比较文学”更加强化世界文学、总体文学意识，“世界文学”更加自觉地以比较文学的观念、视野与方法展开研究。作为一个学科的“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其建设和发展的基本目标，是进一步深入研究各国文学，进一步清理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致力于探索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追求对于文学的总体认识。

　　比较文学的前景

　　比较文学学科最显著的特点是它的跨越性、边缘性。这既体现于它打破了民族、语言和文化的界限，往往把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语种或国别的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又表现为它的跨学科性。关于后者，长期以来人们所注意和强调的，往往只是文学和艺术、宗教、哲学、历史、心理学、自然科学等学科领域的关系，而较少特别指出比较文学和“中国语言文学”这个一级学科所辖的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也较少特别指出它和“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的关系。其实，比较文学无论是和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还是和外国文学、语言学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一联系的深刻性至少显示在两个方面：其一，比较文学的意识、精神和研究方法，业已广泛渗透到其他学科，促使这些学科的研究者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作为自己的重要借鉴和参照；其二，比较文学不能切断自己和所有这些学科、尤其是世界文学(外国文学)的联系而独立地存在与发展。

　　立足于中国本土，人们不难发现，当今从事外国文学、文艺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有不少人都已经程度不同地涉足比较文学领域。例如，我国的英美文学研究者早就研究过莎士比亚、爱伦?坡、海明威等在中国的接受，德语文学研究者悉心考察过中国文学在德国的影响，俄罗斯文学研究者则探讨过托尔斯泰与中国古典文化的关联。在文艺理论领域，学者们曾尝试对中国传统文论和西方文论的异同进行梳理，描述过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各主要流派和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关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些卓有建树的学者，也高度关注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不同阶段外国文学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则考察过灿烂的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在周边国家的传播。这些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不一定都“转业”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了，也不一定都标榜自己就是比较文学学者或专家，更未必有意于和科班出身的比较文学专家们平起平坐，但是他们愿意从特定角度思考中外文学与文化关系，并常常写下一些研究心得，积极参加或“旁听”比较文学学术会议。这些现象，应当视为比较文学的理念、意识和研究方法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的表征，而不应看成是对比较文学的破坏性冲击。

　　事实上，目前我国比较文学的学术队伍中，真正属于“比较文学科班出身”的研究者并不多见，多的倒是原本从事外国文学、文艺学或中国文学研究的人们。王向远主编的《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显示，20世纪最后20年中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成果，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事外国文学、文艺学或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们所提供的。目前，他们当中有的人仍旧把精力主要投放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也有的确实把研究侧重转到比较文学上来了，还有的则是原有专业和比较文学两方面兼顾。这种现象，正是比较文学学科本身的跨越性、边缘性所决定的。这些具有外国文学、文艺学或中国文学学科背景的学者加入比较文学研究队伍，其实是给后者注入了活力。他们的研究使得比较文学更加落到了实处。其中，原本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应当说是比较文学研究者最亲密的、也是天然的盟友。纵观中国比较文学发展史，不难发现：从吴宓、朱光潜、宗白华、闻一多、梁宗岱到范存忠、陈铨、钱锺书、季羡林、戈宝权、杨周翰等，没有哪一位比较文学大家不首先是外国文学专家，不是至少精通中国以外的某一国别—语种文学。没有外国文学，没有世界文学，比较文学就将失去自己存在的基础。前文所引李赋宁先生的话：“先有世界文学才有比较文学可言”，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把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对立起来，或者试图把“世界文学”这位天然盟友从自己的学科队伍中排除出去呢?

　　如果说，有的学者所担心和忧虑的比较文学学科的“混乱”、“败坏比较文学的名声”的现象确实存在的话，那么，笔者认为，这些现象的根源不在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设立，而是在别的方面。首先是所谓“学科理论”研究过热。充斥于坊间的30余种比较文学概论和原理类书籍，除少数几种具有开拓性和创意外，其余大都在不断地重复描述着学科史，不断地对“什么是比较文学”做出大同小异的解释，不断地在谈论着应该怎样进行比较文学研究。这类教材和编著，已经多到了令人生厌的程度，而且它们即使再增加十倍也决不意味着比较文学研究的繁荣。假如我们的研究者有一天能够停止这类重复劳动，真正坐下来进行脚踏实地的“比较”“文学”研究，那么，“混乱”和“败坏名声”的现象就至少会减少三分之一。

　　其次是“宏大叙事”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北京大学外语学院辜正坤教授在两年前的一篇论文中就已经切中要害地指出：有的学者“往往避免直接的文学作品比较，甚至于嘲弄、轻视平行研究，轻视具体的微观的文学作品分析”；也有个别学者“喜欢天马行空、动辄宇宙全球，虚张声势地进行所谓宏观论述”，或者是“津津乐道于某一种文化理论，例如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或新殖民主义，忘记了这些领域虽然与比较文学有关联，却并非是比较文学的本体研究课题”。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类宏大的、向来不进行“比较”研究的理论转述，为学界内外质疑“比较文学”提供了重要例证。

　　其三，误以为比较文学研究可以不受研究者所学外语语种以及和该语种相联系的某一语种(国别)文学的知识背景的限制，可以自由地进行超越于、凌驾于中国文学和某一具体外语语种(外国国别)文学之外、之上的研究。正如“世界文学”这一学科名称很大，而世界文学研究者只能深入研究和他所掌握的外语语种相联系的某一语种(国别)文学一样，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也只能把中国文学和他所掌握的某一具体外语语种(外国国别)文学作为自己“比较”的对象——研究范围的大小，从根本上说是取决于研究者所掌握的外语语种的多少。前文所说的“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内，所有的涉外学科，都存在一个外语语种的问题”，对于比较文学学科并没有豁免权。如果说“世界文学”最终要落实到某一国别文学，那么，“比较文学”也同样要落实到中国文学和某一国别文学的比较研究。“中西××比较研究”之类的课题，仅仅在两种情况下才能成为可能：要么研究者掌握西方所有主要国家的语言，要么这里的“西”是西班牙的简称，而不是整个“西方”的简称。当我们的比较文学专家们在为自己设置一个又一个新颖的三级学科或研究方向时，是不是会犯他们认为所有的“世界文学”研究者都肯定已经犯了、并且还在继续犯着的错误?

　　问题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无论如何，中国比较文学的前景是可以乐观的，这是因为比较文学研究者们已经在为它的现状忧虑而没有沾沾自喜。人们一定可以在思考和讨论中逐渐找到摆脱本学科的某种危机或困境的路径，只是这路径不在于切断、而在于强化它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在于从重视“比较理论”转向重视“比较实践”，从“宏大”转向个案，从空泛转向具体。可以相信：所有那些宏大空洞、故弄玄虚的理论都将消逝在忘津；能够在未来的学术史留下记载的，仅仅是那些脚踏实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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