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4年卷总第2期）_纳日碧力戈，龙宇晓编_9787509769829

　　《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2014年卷总第2期）》是全国第1家以“山地民族研究”为核心主题的学术集刊，秉持“学术为本，追求优秀”的学术理念，突出“本土化，国际化，跨学科”的办刊特色，确立“贵州经验，中国实践，面向世界”的学术定位，旨在为广大学界同仁提供一个发表学术成果、交流学术思想的平台，以期推动中国山地民族经验走向世界，推动中国的学术真正融入世界学术主流。

　　卷首语
　　在中国高地上重构“形气神”
　　三元一体的超级生态关联
　　纳日碧力戈　龙宇晓
　　全球化和数字化不仅给世界带来发展机会，也带来空前挑战甚至危机，环境灾变、跨国犯罪、恐怖活动、贫富差距、文化冲突等全球性问题此起彼伏乃至发生恶化。我们当今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复杂多变、多元共生、各种机遇与危机并存的风险社会时代。或许正因为如此，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一书一经出版，便举世瞩目。在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原有的概念体系已然脱离实际，需要经受生存智慧与生命智慧的拷问和纠正。我们之所以进入了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究其根本，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万象关联、千灯交映的生态观，忘记了只有多样性的万物共生关联才是世界的本体之源：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所说的“万物之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显然出现了严重断裂；而我国先贤们所讲的 “形”“气”“神”被分割开来——形枯，气竭，神衰。
　　人类学家格里高利·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在他关于“思维生态学”（ecology of mind）的系列论著中，曾提出“超级生态系”的观点。根据我们对其关联性模式或元模式（meta pattern）的理解，应该就是指：自然、社会和人组成一个超级生态系，在互动共生的经验上形成结构耦合，形成富于弹性的生态智慧。读过格里高利·贝特森《步入思维生态学》（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ollected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sychiatry， Evolution， and Epistemolog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的人应该都知道，他极力反对的就是那种将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对立起来的笛卡尔式西方二元对立思想范式。贝特森说：“在我看来，笛卡尔式的二元论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障碍……我们所有人都面临的方法论困境，其焦点就在于如何重新解决肉身与思维之间的关系问题。”（详见其女儿Mary Catherine Bateson整理出版的格里高利·贝特森遗著Angels Fear： Towards an Epistemology of the Sacred， Hampton Press， 2004）按我们的理解，从认识论的角度上看，当代风险社会的困境在思想上就是来源于这样一种“方法论的恐慌”。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贝特森将自己在新几内亚高地（New Guinea Highlands）开展人类学田野研究过程中所获的灵感，与控制论（cybernetics）和荣格宇宙论（Jungian cosmology）的一些思想内核相结合，提出了万物相生相联的“元关联”（meta-connection）学说。贝特森的“元关联”和“超级生态系”概念对我们当前的研究启示良多。
　　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超级生态系；各民族之间和亲互市，互通有无，建立和发展了富有弹性、充满活力的族际生态系。要调整西方文化主导的当下世界秩序，就要借助包括中国各民族文化在内的非西方文化所拥有的智慧库。中国是世界第一山地大国，这里的山地民族曾经创造了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耦合发展的典范，例如苗族混农林经营、侗族“稻-鱼-鸭共生系统”、哈尼族元阳梯田、瑶族植物药浴、乌蒙山区的草山混牧耕系统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具有世界性的榜样意义，在今天这个因为忽视生态关联而风险四伏的时代，尤其值得发扬光大。为此，我们要借助新创的《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这个学术平台，特别提请学界同人关注和重视中国山地民族及其生存性智慧的研究。
　　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其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把塞北游牧文明与中原农耕文明的互动视作“大中国”的历史元话语，这对日下盛行的民族主义“小中国”的叙事，显然是个非常重要的纠正。但是，我们也要不无遗憾地指出，中国的山地民族文化在他那里是缺场的；而这一缺环正是我们应该并且可以通过大力开展山地民族学研究去弥补之处，为我们从山地的研究视角出发实现中国学术的创新与突破留下了广阔的空间。其实，无论是山地民族文化，还是塞北游牧文化和中原农耕文化，都是中国这个超级共同体的有机内核；山地文明对于定义和建设当下的多样性中国，乃是不能缺席的文明体系之一。山地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化，与中原文化的互动，与历代王朝的独特关系，为我们提供并丰富了多民族共建中国的大视野。从中原的伏牛山区到西北的贺兰山脉，从“回疆”到“苗疆”，从云贵山地到帕米尔高原，中国经历了从“以中土定边疆”的“同文共同体”到“以边疆定中央”的“政治共同体”的过渡。疆域如此，国体如斯。可惜我们的经济观、价值观、文化观、语言观、情感观，却不能跟进，不能与此大势交融合流。因此，我们亟须开展跨文明系统的比较研究，特别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整全分析（holistic analysis），旨在求同存异，建立普适于中国各民族的重叠共识。
　　中国文化的象征体系，不能只有炎黄而没有蚩尤，不能只有泰山而没有高黎贡山，不能只有秧歌而没有享誉全球的天籁之音——侗族大歌或苗族飞歌。各民族的国家认同只有建立在“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态多样性之上，才具有厚实可靠的基础。因为，毕竟有多样才会有认同，有差异才需要有认知，有认知才会有比较，有比较才会有意义。“和而不同”是我们的生活常态，“美美与共”是我们的理想追求。山地文化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一样，要受到国家法律和政治上的保护，要有相应的自主性和主体性。举例来说，苗侗语言不仅不会和国家通用语言发生冲突，反而会补充后者的“空白”，交流情感，维系乡情，传承知识，丰富智慧，提升哲理，增加自尊。走出苗乡侗寨，国家通用语朗朗上口；回归故里，“乡音未改”，亲情浓稠。山地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语言文字、民俗事象、社区管理机制、民间知识与技艺等，随时提醒我们不要那么“文化自我中心”，不要那么惧怕多样性，不要在扶手椅上拍拍脑袋就想当然地“去这化”“去那化”，不要未经深入田野就那么“确定无疑”。希望本期集刊发表的论文能够有助于扭转我们以往对于山地民族文化的刻板印象或可能的误读，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中国山地文明及其丰富多样的内涵的认识。
　　我们之所以成立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极力倡导中国山地民族的综合实证研究，就是为了弥补中国多元一体超级共同体建设中存在的山地文明认知缺环，重构我国山地民族文明与中国文明复合系统乃至世界体系之间的关联，特别是山地民族、山地社会与山地生态之间的元关联。中国的山地民族有诸多的文化奥秘有待我们去揭示，他们基于生态关联的生存性智慧需要我们从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视角去发掘和弘扬。例如，苗族三元论生存哲学强调动态，强调配合，强调关系：物质、能量、结构三元组合是事物的基础，它们之间存在互生相克的共生关系，关键是把握好它们之间的时间和空间配置，让事物能够“主于能量，基于物质，宣于结构”。在侗族的生态世界，鸭叫鱼游，禾苗青青，稻、鱼、鸭、人组成共生系统，构成物质与能量的良性循环，是一个多渠道、自循环的网络。侗族人能够很好地把握“稻-鱼-鸭”的相克相生规律，巧妙利用各种生态条件和动植物习性，建设良性持续的生态系统。这类生态智慧渗入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文化因素构成的系统中，促进了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协调发展，体现了物质、制度和精神文化的有机共生，体现了主体的参与性和“能动性”（agency），凸显了主体与社会和自然环境的依存关系。对于这样的山地民族文化系统，只有从“形”“气”“神”耦合同体的整全分析出发，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其机理和精髓。
　　我们的山地民族研究，不应囿于学科分野的壁垒，将文化整体肢解为见木不见林的片面认识；而应该在认知、学术和思想上重新把 “形”“气”“神”勾连起来，让天地重新相接。正如贝特森的学术灵感来自大洋洲的新几内亚岛国高地，马图拉纳（Humberto R.Maturana）和瓦列拉（Francisco Javier Varela）的“自创生系统与认知”（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思想缘于智利的安第斯高原，霍林（C.S.Holling）的Resilience理论成长于阿尔卑斯山麓一个名为Obergurgl的奥地利山村，我们深信中国丰富多彩的山地和蕴藏在大山里的山地民族本土智慧必将赐予我们无穷无尽的学术思想源泉。依托全国第一家专门致力于山地民族研究的学术合作平台——“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我们的山地民族学研究将奠基于贵州，植根于西南，生长于中国，结果于亚洲，收获于国际；我们要追求本土化、跨学科、国际性，动员诸多领域在学术上共同“致富”。通过积极推动山地混农林文明和草山混牧耕文明的深度研究，并大力倡导山地文明与草原文明、平原农耕文明、海洋文明的比较研究，我们旨在建设敢为人先的创新共同体、协商中和的智慧共同体以及“形”“气”“神”三通的生态共同体和美美与共的美德共同体。愿中国山地民族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山地民族研究集刊》在各位同人学者的扶持下，能够持续不断地推动山地民族学的发展，在中国高地上重构“形”“气”“神”整全合一的跨界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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