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以四川为例_虞洪著_9787514177947

　　为了充分把握新常态下种粮主体的行为变化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之策，《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以四川为例》在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情况、地形地貌、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四大因素基础上选择四川省的成都新津县、德阳广汉市、自贡荣县、广元苍溪县、宜宾筠连县五个县（市）进行实地调查，并结合宏观数据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能具有以下创新：
　　一是从种粮主体行为变化的微观视角研究粮食安全问题。已有文献主要从耕地、水资源，生产、储藏技术以及收购、补贴制度，国际市场和流通机制等视角研究粮食安全问题，即使从主体分化或者行为变化的角度研究粮食安全问题的文献也很少将两者结合起来。《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以四川为例》研究发现，种粮主体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微观基础，若抛开微观基础来研究宏观政策容易导致缺乏基础支撑，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难以“接地气”。因此，《种粮主体行为变化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及对策研究：以四川为例》在宏观分析基础上，将种粮主体分化与行为变化结合起来重点从微观层面分析粮食安全问题，有利于防止得出片面的结论，也有利于提高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粮食既是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资料，也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战略资源；既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实现国家安全的基础。虽然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于中国粮食安全形势的判断存在分歧，但较为一致的观点是，我国粮食安全处于“紧平衡”状态。即使在2004-201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实现“十二连增”，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史上的奇迹，但是，仍然不可掉以轻心，而且必须正视粮食生产量、库存量、进口量“三量齐增”造成的困局，以及由此而付出的生态环境恶化、财政压力加大、粮食质量下降“三大代价”。
　　保障粮食安全涉及粮食生产、流通、消费以及进出口等多个领域，但是，众多研究表明，作为粮食消费大国，可以利用国际粮食市场，而不能依赖也依赖不了国际粮食市场。因此，立足国内自有粮食供给能力才是保障粮食安全的出路所在。就需求与供给来讲，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粮食刚性需求特征极为明显，虽然不合理的消费模式造成部分粮食浪费，但导致粮食不安全的问题主要来源于供给侧的总量不足和结构失衡，而且改变需求的难度远大于改变供给的难度。因此，粮食安全的核心是生产安全，在新常态下迫切需要加强粮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且，在新常态下，粮食安全不仅包括数量安全，更包括质量安全，还包括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内容，粮食供求的主要矛盾已经开始由总量矛盾转向结构矛盾。
　　作为国家粮食供给基础的种粮主体，已经不仅仅只有传统意义上的农户，在国际粮价的冲击和国内生产成本上升的压力下，种粮积极性受到极大削弱，加上新常态下经济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导致种粮主体的耕地利用、粮食种植以及技术选择和储粮、售粮等行为正在发生着极大的变化，对粮食数量安全、质量安全以及可持续发展均形成重要影响。因此，在新常态下，迫切需要客观、深入、系统地分析种粮主体行为变化的原因和对粮食安全的作用机理及现实的、潜在的影响，重新评价以往研究结论的适用性、政策建议的合理性，以便提供调整优化国家粮食政策的充分依据，从而调动种粮主体的积极性，优化其行为模式，防止粮食产能过快流失并有效挖掘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提升空间。
　　为了充分把握新常态下种粮主体的行为变化及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应对之策，本书在综合考虑粮食生产情况、地形地貌、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四大因素基础上选择四川省的成都新津县、德阳广汉市、自贡荣县、广元苍溪县、宜宾筠连县五个县（市）进行实地调查，并结合宏观数据和已有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能具有以下创新：
　　一是从种粮主体行为变化的微观视角研究粮食安全问题。已有文献主要从耕地、水资源，生产、储藏技术以及收购、补贴制度，国际市场和流通机制等视角研究粮食安全问题，即使从主体分化或者行为变化的角度研究粮食安全问题的文献也很少将两者结合起来。本书研究发现，种粮主体是实现粮食安全的微观基础，若抛开微观基础来研究宏观政策容易导致缺乏基础支撑，提出的政策建议往往难以“接地气”。因此，本书在宏观分析基础上，将种粮主体分化与行为变化结合起来重点从微观层面分析粮食安全问题，有利于防止得出片面的结论，也有利于提高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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