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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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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原是德国知名汉学家卜松山为德语区读者撰写的一本中国文化导入读本，在德文图书市场备受读者关注，作者应邀多次修订并再版。在本书中，作者立足传统与现代，揭示了中德民众看待对方国家的不同，重点介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价值体系（包括语言、文字及哲学思想史）、国情地貌、历史（主要是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及现代政治状况等。
译者的话
德国知名汉学家卜松山（Karl-Heinz Pohl）教授的这本《发现中国：传统与现代》专著，原是为德语区读者撰写的一本中国文化入门级读本，中文读者初读起来可能感觉浅显，但由一位对中国颇有好感的欧洲人士来书写中国，古老的东方智慧如茗茶清香般间或溢出，细细品味别有一番情趣。该书在德文图书市场受到读者异乎寻常的关注，作者收到大量反馈，并一再增订出版。 跨文化对话（interkultureller Dialog）已然成为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可或缺的主题，亦为卜松山教授的研究重点之一。卜先生浸染汉学、文化、哲学界近四十年，在本书中诠释中国问题的“跨文化视阈”（interkultureller Horizont）独到——身处西方而凝眸东亚，经由传统而剖析当今，出入哲学而品评生活。下列行文将对卜松山先生的“跨文化视阈”进行简单梳理。 “他者”与“换位” 作为一位土生土长的西方人，却为自己取了个地道的中文名字——“卜松山”，还颇有几分道家意蕴。卜先生身居德国西南边陲古城特里尔，胸中却有一番“天下”丘壑。仅有十万居民的古城特里尔与中国的渊源始于马克思。几个颇有意思的巧合是：卜松山（Karl-Heinz Pohl）与马克思（Karl Marx）拥有相同的德文名字“卡尔”（Karl），两人出生地也相距不远，且均与当今中国关系密切，不过马克思以“主义”风行于神州，卜先生以“汉学”闻达于业界。 卜先生的“跨文化视阈”，理应是在后现代全球化时代背景下横跨西东文化、经过长期观察与思考而渐次形成，并逐步奠定其作为一代汉学及跨文化学者治学所力求掌握的方法与气度，用法国著名学者于连（Franois Jullien）的话说就是“换位思考”（Ortswechsel des Denkens）（参见第一章：文化），落实到中国道家先哲庄子那里就是摆脱“井蛙之见”的一种相对性。 站在跨文化“彼岸”，卜先生用相对客观而冷静的笔触来叙述涉及中国文化传统与当今世界的一些重要关联，比如中西（主要是德国）媒体上有关“他者形象”（Fremdbild）的构建倾向及其深层根源，在西东文化邂逅中由于民族性格及文化视阈差异所带来的理解或误解等。因此，具备一种“跨文化”的 “移情能力”（Einfühlungsvermgen）［富布赖特（J. W. Fulbright）语］不仅成为跨文化学者，也成为跨文化精英努力追寻的方向。 如果以“跨文化视阈”来解读，则中西（主要是中德）双方文化、历史、哲学宗教背景等差异导致了“他者形象”的错位。具体到德国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一部欧洲五百年来跌宕起伏的中国形象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中国形象被再三误读的历史。自马可·波罗的“契丹之国”以降，到中世纪的“礼仪之争”、20世纪初前后的“黄祸”（gelbe Gefahr）以至近年的“黄色间谍”(gelbe Spione)，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几乎都是片面或失真的。在跨文化学者卜松山眼里，这是“基于一种肤浅的认知”，归根结底是自基督文明诞生以来逐渐占据上风的“欧洲中心主义”价值观与文化优越感所导致，因此，现在到了结束“欧洲文化独角戏”而进行“跨文化对话”的时候。 传统至现代 中国传统价值观对现代中国甚或对当今世界的影响，既是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有其哲学与伦理的内在逻辑。经由卜先生的“跨文化视阈”，中国传统也就穿越时空与现代展开了对话。 在经卜先生提炼的中国“主流传统”（参见第四章：价值体系：“主流传统”）（如阴阳、五行思想、儒道佛）谱系里，尤以儒家与道家传统价值散发出持久魅力。其对中国政治、文化、社会及个人的决定性影响自始至终未曾消减（仅在“五四运动”与“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干扰），比如“内圣外王”的典范作用，“义优先于利”、“社会优先于个人”、“责任重于自由”等价值观，“天人合一”、“和谐社会”理念以及勤劳、节俭、忍耐等儒家派生道德贯穿中国社会文化始终。“无为”、“自然”、“自由”，以及“相对性”、“看淡生死”等道家理念，与儒、禅学说融会贯通，相辅相成。卜先生视阈下的该传统揭示了两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源源不断地进行自我修复与更新、在王朝更替进程中扮演起关键性的文化传承角色，并对现代中国的人文精神向度与行为塑造产生了持久影响。 儒家价值学说在现代中国及当今世界的“普世性”意义，被卜先生赋予了一种重大的后现代特征：后儒家价值之于后基督价值。以马克斯·韦伯的“目的理性”来看，儒家伦理可媲美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所述基督教的积极社会功能。儒家价值对现代世界的贡献，不仅有日本及亚洲四小龙的过去辉煌与中国当代的经济活力得以印证，更一度越过亚洲疆域而对逐渐式微（比如二战后）的西方价值起到“镜鉴”甚至“拯救”作用。在20世纪20年代以及60～70年代的欧洲，主张“入世”的儒家曾一度被主张“出世”的道家所取代，主要是受到经由美国传入欧洲的中国气功、道宗、禅宗的影响。在21世纪，儒家似乎在中国全面“复兴”，孔子甚至有了完全“成圣”的可能。 哲学之于生活 德国人与中国人在哲学理性、日常生活及礼仪习俗规则方面尽管表现迥然不同，却也不乏相通之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中西双方均认可的处世“黄金定律”，康德“心中的道德律”与儒家的“修身养性”及“内圣”理念似乎也能找到某种对接点，而“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中国思维具备走向世界的潜力，并逐渐获得更为广泛的响应。 在日常行为举止方面，卜松山先生通过截取一些情趣盎然的生活片段或场景，对普通中国人礼仪习俗与日常举止行为（如等级、客套、面子、关系文化）（参见第五章：社会与个人，第六章：行为方式）等方面进行“跨文化”品评并予以积极理解，当然也不忘提及其消极作用（如好面子与关系文化的负面影响）；在论及《孙子兵法》在现代商战的运用及对中德双方商务谈判技巧策略的描绘方面，有不少惟妙惟肖之处，同时也指出其在跨文化方面的“理解也是误解”所在。 毋庸置疑，这本颇有韵味的跨文化读物不仅为德语区读者开启了一扇通向遥远东方古国的大门，也值得万千中文读者将其视作一册中国哲学传统删节本闲来品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此书的中文版本，或许能为中国的海外汉学研究者或爱好者拓宽“另一视阈”提供些许借鉴，也或许能为在当今快速转型的社会背景下，普通中文读者对深受影响却疏于察觉的自身传统文化进行梳理与佐证提供一种可能。毕竟传统哲学及宗教文化与每一位现代人的精神指向或多或少有关，也与作为个体的自我“修身”与教育息息相关。 此外，作为一位跨文化“对话”的推手，卜先生对有些问题善意地提出忠告，譬如传统的断裂、虚无民族主义危险、道德滑坡与信仰真空、腐败问题、环保问题、贫富差距、人口发展及关系文化的负面作用等，有些忠告是建设性的，因为作为 “他者”的欧洲人能“看到我们所不见”，有些我们已经有所认识但尚不深刻，因此仍有不少可供借鉴之处。 翻译及其他 辩证地看，从跨文化的视角来“坐而论道”的学者，无论身处“此岸”或“彼岸”，无论自身想多么“超脱”，都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卜先生所说的“区域主义局限”。这或许与学者自身的母语文化背景、跨文化经历及学术研究动因有关。正如东方知识分子难以完全走出“东方中心主义”窠臼一样，西方学者与精英也容易流于“西方中心主义”论调；何况现代“文明病”既滥觞于西方，也蔓延至社会巨变的中国，且不排除解构“他者”是以重构“自我”为目标，因而卜松山先生的“跨文化视阈”也同样会或多或少受到西方“视阈”的影响，有的甚至会因其对中国的过度好感而产生另一种跨文化“误读”。 站在跨文化的角度，其实“翻译本身并不可为”，因为翻译是一个层叠与丢失信息的过程，何况要经历从语言到文字、从德文到中文，部分篇章从古文到今文的多重译介过程，如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所言，“翻译包括两个层面：跨越时间的翻译与跨越空间的翻译”。译者唯有尽量接近原著、客观呈现，但仍难免有时会步入庄子所说“得意忘言”的尴尬境地。译文中保留了西方学者原名并截取了部分重要的德文或英文语汇；为与篇章整体行文风格保持一致，译者对德文中所引用的古代典籍使用了通俗译法，同时附注了原始典籍来源（用李泽厚的说法是“回到原典”），以便古文爱好者对照阅读。古文今译与校注也同样是一项细致繁琐却极为重要的工作。 在此书翻译过程中，卜松山教授、乔伟教授、梁镛教授、刘慧儒博士、Benedict Marko与Daniel Kuenstler先生等学者给予了我不同程度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刘秋平女士对翻译工作贡献良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由于案头资料未尽详实，加上时间较为仓促、翻译经验不足，本书翻译难免有所疏漏，望请读者谅解。 张 伟 初稿写于2010年2月8日，德国特里尔 修改于2015年10月，武汉 中文版序 当初撰写这本书时，未曾想到要将这一德文版本翻译给中文读者，它只是纯粹面向那些对中国传统感兴趣的德语目标读者所写的入门级概况，因为不无遗憾的是，中国文化（包括文学与哲学）在德国一直不曾为人所知。尽管中国是2009年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展览会的主宾国，但其结果令人失望，公众对主宾国的认知并未因此改观，相反却继续表现出愚昧无知、误解且缺乏沟通。即使只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也值得我为德国公众撰写此类图书。 迄今为止，这本书在德国已经出版了五次。特别是最近三次的增订出版，不仅在每次出版时多有适时更新，而且其内容也备受读者关注。此书的德文写作大约始于十数年前，起初是为德国商务人士与关注中国的人所撰写的一本中国简略指南，以此介绍一些在西方仍普遍感到陌生的中国文化。当时版本的主体部分是关于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结构与行为方式，但为帮助读者理解相关文化术语，也做了些简短的导入式解释；同时用较短篇幅来介绍中国的语言与文字，一些篇幅论及历史（主要是自1840年以来的中国近代史）与现代政治状况，在最后还概略阐述了中国哲学史（阴阳思想、儒道佛）。自第三次修订出版以来，该书内容重点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早先版本中的哲学简史部分在新版本中得到极大扩充，并成为该书最为重要的内容。因此，此书不再是一本首先面向商界人士的指南（尽管我也总是从这些人士那里得到颇为正面的反馈，这给我以极大鼓励），而是一本描述中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史书籍，并因此引发思考：其悠久的文化印记在当今世界怎样得以体现？在何处得以体现？此外，新增的重点部分也反映了我的研究兴趣所在（即内容广博且令人神往的中国哲学史）。因此，现今该书的德文版本还有一个副标题——“发现一个令人神往的世界”。 拙作即将用中文出版，作为作者的我当然很高兴，但也颇感不安，因为对中国读者来说，这本书也许显得非常浅显，也许对中国的描写显得较为片面。如果说这本书在中国出版有什么积极意义的话，那也最多是对中国做了一种全景式的描述；甚至，其会使中国读者感觉新鲜有趣，换句话说，看西方的高鼻子民族如何理解中国。另外，写这本书的初衷，不仅是出于本人近四十年来从事中国研究的这一学术经历，而且也是由于多次赴中国考察以及与中国朋友无数次会晤交流所致。就此而言，尽管这本即将在中国出版的书中可能会出现谬误、短视与片面，但也许仍存在我可用来请求谅解的唯一理由：出于对中国的盎然兴趣与诸多好感而写就。 在此尤其要感谢本书译者张伟先生，他为此付出了极大心血，将我难懂拗口的德语翻译成文笔优美的中文。 卜松山（Karl-Heinz Pohl） 2009年2月 于马克思故乡特里尔 第三次增订版序 要描述中国，2008年似乎是一个艰难的年份。鉴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世界性影响，人们早已期待，伴随这一体育盛事到来的将是政治利益的加速实现。然而，在这一年的头几个月，事实并不尽如人意。那些中国事务专家们首先在“台湾问题”上坐立不安：中国台湾地区在2008年3月举行了地区领导人选举，寻求台湾独立的势力并未在这场选举中得逞，而是原则上不排斥台湾与中国大陆统一的国民党候选人获胜。他（马英九——译者注）的当选拆除了一颗潜在的政治炸弹。在台湾“大选”之前，西藏爆发了骚乱，在奥运会火炬传递过程中出现了国际抗议事件，这些都给中国形象造成了巨大伤害。中国形象在西方世界又一次急速地黯淡下来——一如1989年之后。 仅仅数周之后，发生在四川的一场毁灭性地震夺走了大约8万中国人的生命，在这场巨大的天灾面前，中国人非比寻常地展示了其光辉动人的一面：突如其来的救助精神与史无前例的团结一心，媒体与政治前所未有的开放迅速颠覆了一个封闭、集权国家的固有形象。观察家因此大跌眼镜：有关中国的公众舆论为何变化得如此之快？ 由于在奥运会背景下发生的“西藏问题”对我们感知中国具有长远意义，在此应对其作一番简短追述——尽管这一棘手的问题不可能在一个前言里充分展开论述。另外，有关西藏骚乱及奥运会火炬示威游行的内幕最近才予以曝光，以致我们对此事的评判将可能出于历史原因而与现今的媒体报道有所出入。简单地说，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有诸多不同视角，其中似乎尤以西方好莱坞式的浪漫占据主流。与此相反，中国人一致认为（其中包括台湾人亦如此），西藏千百年来都属于中国，并且是他们把西藏人民从一个宗教农奴制的社会中解放出来。尽管西藏在一段时间里也深受其害，但与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相比并不算最糟。总体上看来，这一地区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西藏人民也过上了“小康生活”。但在西藏人自己看来似乎理所当然是另外一种观点，当地人权状况也并不十分明朗。虽然西藏曾受到在印度进行殖民活动的英国人武力威胁而被迫打开大门，并在1912年于中华民国建立之际单方面宣布过“独立”，但其所谓“独立”并未得到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承认。 尽管如此，中国政治高层与奥运会火炬游行示威者的生硬过招以及对达赖喇嘛的罪状指责（尽管在我们看来，这一指责是情有可原的）并未使中国在西方赢得普遍同情。相反，这些事件更印证了他们对中国刻板形象的认知。因为西方民众至今都在以不同的标准来标榜人权，并推崇达赖喇嘛作为西藏最高精神领袖，而且无视中国在实行了30年卓有成效的改革开放政策后向世界展示其最美好方面的意愿——这在西方被批判为十足的宣传，并被拿来与1936年的纳粹奥运会相比。 在中国，有关奥运会以及与此相关的西藏抗议的视角却截然相反。在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于1991年（应为1993年——译者注）否决了中国申办奥运会的首次尝试之后（1989事件在当时仍记忆犹新），这一次——无论宣传与否——整个中华民族都沸腾了，他们怀着自豪、带着喜悦翘首以盼奥运会的来临。西方有关抗议与呼吁抵制奥运会的媒体报道被多数中国人视作企图在中国重温殖民旧梦——日本与西方列强在中国施加了长达百年的殖民凌辱。在政治及道义上, 大多数西方民众自负地怀疑（或者说不理解）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国家现代化。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人眼中的自我形象就此割裂开来。 人们不应忘记，中国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从未有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将如此众多的民众从贫困中解放出来，甚至在政治，尤其是在法律上的境况都与毛泽东时代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奥林匹克运动会能为国家开放做出又一重大贡献，更不用说“绿色奥运”将带来的成就——北京生态环境的改善对这个国家的典范意义。然而，西方人却一心想让这场被中国人寄予厚望的狂欢盛宴散场，并极力羁绊中国重返世界舞台。中国人的这些担忧正是基于中国的历史经验中与西方帝国主义紧密相联的恐惧感。 与此相对的是在西方世界（德国恰好也在其中) 蔓延开来的恐惧感：所谓新“黄祸”——经济地位的威胁、“中国崛起即是我们的衰退”、 “亿万相似的面孔”、“自始至终的微笑者”、“步调一致”的民众。这些都是潜意识的恐惧，并以此确立中国形象及西方形象。就这点来说，我们期许问题丛生的2008年能带来些许改变，譬如通过相互倾听对方的观点以减少这种恐惧。然而，从长远来看，西方媒体似乎宁可将中国视作一个新兴的对手，我们的政治家们深谙，站在达赖喇嘛一边首先能在内政上（也在媒体上）得分。相反在中国，由于西方过于袒护西藏，人们开始回忆起中国被殖民者瓜分所受奇耻大辱的时刻，并由此开始疏远西方。 吊诡的是，西方指责中国越厉害，成效似乎越不大——不仅对西藏如此，对容易接受西方事物的中国知识界来说同样也如此。时至今日，欧美一度成功运行的政治经济模式即使是在持不同政见者那里都已失去魅力，何况时值中国民族主义明显抬头之际。当西方国家不那么处心积虑地通过对政治与媒体的施压而去影响与中国的关系时，反倒明显赢得中国人的好感。这正印证了道家有关事物发展规律的观点：物极必反——越企图掌控事物的进程，越可能事与愿违。因此，道家告诫人们，无为——不作为、不过分施压。然而，这样的人生智慧与我们的记者及政治家们（包括西方与东方）的处世原则似乎并不合拍。让我们真切希望，2008年的夏天在政治上不至于太过火，奥运会后的各方关系会再次走向正常化，也就是说，希望中国朝着建设一个法制国家的方向继续前行，甚至有可能在缓和来自国外的压力以及顾全各方颜面的情况下，赋予西藏更多的文化自主权。 本书在第三次出版之际已做全面修订。最重要的改动涉及文化、中国形象及德国形象部分，有关最近的史实及事件也得以补充说明。 2008年5月 于德国特里尔 再版序 就在这本册子再版发行之际，本人收到大量反馈, 当然大部分都是非常积极的。但也有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批评，例如：“这是一个国家的说明书吗？……在此期间我只想问自己：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根本犯不着写这样一本书：中国人是这样的，他们这样做，他们爱面子……去中国的游客只需牢记几句这样的口号：(他们) 热情开放、待人友好且善于学习, 其余毋须赘言。”另一位读者认为：“我的结论是，中国人的行事方式不应该与德国人有什么不同。长篇累牍的行为理论只会令人反感，甚至有时会产生消极影响。” 难道读者所说的没有道理吗？正如第一位读者所呼吁的那样，如果人们遵守“热情开放、待人友好且善于学习”这一规则，那绝对是正确的。然而，地域不同，人们的集体行为也各异，这符合我们的常识。游客与商务人士就注意到，人们的行为举止比如在法国或意大利就与在德国不一样。尽管人们凭着简单的礼貌规范也能在法国及意大利畅行无阻，但如果知道有哪些差异及如何从文化历史背景方面来予以诠释，对他们来说则不无裨益。一位从事德中跨文化交流的专家曾谨慎且无误地指出，倘若我们越过欧洲边境来到中国，则德中民众之间很可能由于不同的礼仪规范而产生诸多问题： 有理由相信， 德语文化圈中在概念上与实际操作中所理解的礼貌，在其……社会价值、地域广度与影响方面，特别是在其构建条件与根本原则内，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化圈内所传承的实际礼仪。 然而，劝说前往中国的旅行者们像中国人那般礼貌行事，肯定是种冒昧唐突之举。一项有意义的跨文化准备工作往往发端于其对立面，即首先通过感悟其“本体”文化的烙印，换句话说，我们应当了解，我们是如何在无意识地坚守我们的文化准则，又怎样顺其自然地将之携往一个陌生的国度。这种自我的“背景文化”意识是跨文化理解方向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第二步应当是第一个读者所倡导的开放心态、学习能力以及对其他文化的敏感。美国著名参议员威廉姆·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就曾经这样描述这一学习目标［也即“跨文化教育”（interkulturelle Erziehung）］的特点： 跨文化教育的核心在于一种移情能力的获取——这是一种站在他人角度观察世界的能力，并且我们承认有这种可能性，即他人能见我们之所不见，或比我们看得更为真切。 就这一点来说，本书并不想提供一种 “长篇累牍的行为理论”， 如果在书中这里那里有些行为举止方面的建议，那么对其大多内容读者都可睁只眼闭只眼，因为充其量这只是一本为人们更好地适应一个陌生国度而写就的、具有指南意义的中国“说明书”。本书更多的是从一种跨文化视角，也即跨文化思维，来试图唤起对另一种文化的理解，并使人们去感知一些陌生的或陌生化的行为方式（如客套、顾面子或者礼节），同样也通过背景文化知识来开拓全新的理解视阈。 在新版本中不仅纠正了一些错误，还跟进了中国最新的发展变化，并对重要部分进行重新书写，因此，在涉及哲学及宗教传统的相关章节，本书首先是一本浓缩版的《中国哲学史》。 跨文化的角度当然是一种理想化、非现实的视角，因为从文化解释学角度来看，借助于文化烙印与个人经验，我们已被自身特有本体价值观所构建的“预期视阈”（Erwartungshorizont）所包围。即便是科学工作方面也不能完全摆脱个人及文化上的成见与好恶。就这点而言，理解也总是误解，在理解异域文化上同样也如此。意识到这一问题，本书不过提供了一幅经自己描绘且或多或少剪辑过的中国镜像，借用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的话来说， 那不过是“彼岸”的“井蛙之见”。 2004年4月 于德国特里尔 序 言 在这个信息革命与全民出游的时代，尽管中国比以往任何时期离我们都近，但是它对我们来说仍处于封闭状态。中国，陌生与“彼岸”的代名词，自马可?波罗时代就如此，至今依然未变。这种陌生显然拨弄着我们的神经，同时具有双重含义：它时而充满了魅力，时而又刺激着我们，尤其在政治领域。然而，对于中国这个拥有全世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国度，这个给整个东亚打上自己文化烙印的国度，这个最终走上一条发展为世界经济强权道路的国度，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我们再也不能等闲视之并与其擦肩而过。我们必须要对此有所作为。《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的副刊编辑马克·西蒙（Mark Siemons），曾在一篇关于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崛起的发人深思的文章中，就文化发展结果提出下述命题： 中国将只是一个鼓噪于西方且具有强大分贝的扩音器，还是将发挥迄今为止一直为西方所忽视的自身文化效应？ 马克·西蒙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种答案，与我们继续感知中国不无关联： 即使中国在全球化中每一个隶属于艺术、文学与影视范畴的元素轻而易举就可与西方大众文化获得兼容，却仍是源于各自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我们将不得不在未来岁月里不为所动地从民俗学及中庸的表层入手，进一步了解这一体系。如果中国崛起，那么其结果将不仅仅是经济上的。 从经济及文化上看，我们是否已做好了面对中国崛起的准备？应该几乎没有。换句话说，许多经济学家及政治家此前已然领悟到在中国奏响的“乐章”，在此期间，人们不再认为来自上海、北京或珠江三角洲的影响无足轻重，甚至许多人感到惊恐不安，害怕我们在经济发展方面迟早会被中国甩到后面。 在由德国特里尔大学所属欧亚协会主持的“旅中预备班”上得知，要与我们这个地球上最源远流长且生生不息的文明古国做一次成功的邂逅，也需要恰如其分的背景知识。这对商务人士如此，对众多观光客以及前往中国学习的人士来说同样也如此。常听闻商界人士抱怨，公司职员对中国市场的文化准备不足——尽管经济领域有全球一体化的趋势，但对中国文化的陌生一直是在华开展商务工作以及与中国建立商贸关系的最大障碍。作为文化向导，本书将尝试着以通俗易懂的阐述帮助消除这种文化准备上的不足。 每位著述中国的作者都面临一个首要问题，即这个国家正历经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经济发展进程，并伴随以多元化的社会变迁。就此而言，大多数以民意问卷或类似调查为基础的时事报道及社会研究在仅仅数年之后就已显得落伍。当然，同样在中国，许多过去的事务在今天仍然发挥作用。20世纪杰出的中国问题专家——数年前去世的哈佛大学学者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在他的最后一本专著《中国现代史 1800～1985》中以如下文字开宗明义：“大家都说，只有从历史的角度才能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谁又真正将它付诸实施呢?”人们也早就在儒家经典中找到类似告诫：“温故而知新。”与此相呼应的是，这位海外汉学领军人物从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世界的影响力出发，认为应首先重视中国的历史及文化传统（如哲学与宗教）对“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行为举止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当然并不是说，须存在一种整齐划一的“中国文化”以影响每一个中国人。而且，西方国家过去和现在所感受到的中国社会变革与影响不应被忽视，而应长期对其进行研究并且带着对这个国家与人民的好感，融合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因素深入浅出地将之介绍给民众，从而拉近这个当前对很多人来说仍是谜团般的中国与读者的距离。 导言最后得出结论，从本体论上看，作者本人对某种异域文化——人们在日常生活及政治中的行为——的判断并非绝对，仅仅是众多可能中的一种，因此，这种判断只是相对的。如果以本体文化的标准来认知其影响与成见，就可以大大促进同其他文化区间民众的交往，不至于彼此陌生化并且可以成就斐然。一旦我们开始借助于跨文化交流的较新研究成果，就会再次走近古老的中国智慧。道家先哲庄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论及了观念的相对性。 事物没有不可以称作彼的，也没有不可以称作此的。从事物对立的那一面看就看不到这一面，从事物对立的这一面了解就能有所理解和认识……因此，圣人不走划分彼此是非这条路，而是观察比照事物的自然本性，这也就是顺其自然的道理。事物的这一面也就是事物的那一面，事物的那一面也就是事物的这一面；事物的那一面有它的是与非，事物的这一面同样也有它的是与非。 （原典：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是则知之……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庄子·齐物论》） 如果距“圣人之照”还有相当一段距离，那么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字中受到激励，并与之更接近。如果要用具体的行为规则来要求“非圣人”，那就应该尽可能不带成见、将心比心地与那些陌生事务相联系，这样要远胜于我们一开始的妄加臆断。当然，这种开端并不适合此处我们所表达的立场，即在政治领域里用西方标准来衡量与评判中国。 在我们上演了迄今为止仅有的一场“文化独白”（kultureller Monolog）之后，现在到了摆脱“欧洲中心论”、从而揭示并着手开展跨文化对话的时候——此处指为了“地球村”里的和平共处，应从各个层面来相互了解对方。就此而言，对其他文化的发掘将有助于我们卓有成效地拓宽新的认知视阈，因为本着对人类生死攸关问题的不同见解，异域文化（此处指中国文化）或许也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
卜松山(Karl Heinz Pohl)，1945年出生于德国萨尔州的萨尔路易（距马克思故乡特里尔不远），世界著名汉学家。先后求学于德国汉堡大学、波恩大学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主攻汉学、日本学、艺术史等专业。1987年至1992年任德国图宾根大学中国文学与哲学教授，自1992年起执教于德国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曾任特里尔大学汉学系主任、语言文学与传媒学院院长，知名汉学家。2002年起任特里尔哲学研究院主席，同时兼任特里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教授与特里尔欧亚协会主席。多次应邀赴中国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讲学交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哲学史、伦理学与中国近现代美学，中西跨文化交际与对话。
张伟（张伟城）：生于20世纪70年代，祖籍湖北赤壁。先后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德国特里尔大学。传媒学博士，汉学与传媒学硕士，副教授。曾在湖北日报社、新华社湖北分社所属报刊任记者、编辑、周刊主编，德国《华商报》、《莱茵通讯》等撰稿人。2011年获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DAAD)与特里尔大学博士毕业生奖，特里尔大学汉学系教师。2012年起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副教授，2013年任湖北省恩施市科技副市长。研究领域为公共领域、媒体、跨文化传播。
第三次增订版序／1
再版序／5 序 言／9 第一章 文化／1 第一节 文化理解与跨文化理解／1 第二节 性格、身份及“他者形象”／7 第二章 国情素描：地理、人口及语言／24 第三章 历史／31 第一节 开初至20世纪／31 第二节 1840～1949年的中国与西方／37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44 第四章 价值体系：“主流传统”／57 第一节 阴阳思想及五行／59 第二节 儒家／70 题外话 儒家在现代世界的意义／80 第三节 道家／97 第四节 佛教（禅宗）／124 第五节 新儒家／129 第六节 “平民传统”／133 题外话 道家、阴阳学说及性态度／138 第五章 社会与个人／144 第一节 等级／145 第二节 和谐／147 第三节 关系／149 第四节 单位、户口与公民社会／152 第五节 法制观念／156 第六章 行为方式／166 第一节 客套／166 第二节 面子／173 第三节 礼仪／177 第四节 交际／180 第五节 学习／184 第六节 经济领域的谈判及策略思维／187 第七章 跨文化的敏感性／200 参考文献／205 作者简介／210 译者简介／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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