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个角度看明清小说_吴越著_9787518701070_北京中凯新特文化有限公司

　　《换一个角度看明清小说》是一部关于明清小说的文学评论集，所评的九部明清小说都是争议十分大、具有代表性的名著，包括《水浒传》《红楼梦》《儒林外史》《海上花列传》《九尾龟》《姑妄言》《今古奇观》和“三言二拍”。作者从常识的角度出发，运用朴素的是非善恶观念，以“对国家、社会、民族、百姓有利还是有害”作为评判的基本标准，换一个角度重新评介明清小说，并让文学评论发挥它应有的功效，以消解前人的误读、误解和误导。

　　序
　　明清小说需要重新评介
　　中国的传统小说，一般认为发端于唐人传奇，其特点是简练的文言文；故事简单，叙述直白，缺点是文字深奥，初识文字的人，大都看不懂。兴起于宋人话本，其特点是供说书人演说，因此文字接近于口语，可由说书人临场发挥，变视觉文学为听觉文学，扩大了受众。故事虽然逐渐复杂起来，但是仍以“一场”能讲完为度，属于“短篇小说”的范畴。像《大宋宣和遗事》那样要分十场说完的本子，还比较少见。到了明清时代，除了演说市井奇闻之外，开始出现了“讲史”，也就是说书人向市民讲解历朝的兴衰故事，于是形成了长篇说部，也就是“历史演义”。不过这些“演义”的“底本”，却不是说书人自己写的，而是由当时的“才人”写的。所谓“才人”，虽然和“才子”只相差一个字，可是“档次”却相差很远。大多数“才人”，都是曾经上过学读过书，却时乖运蹇，仕途不佳，有的甚至连个秀才、举人的初级功名也没有，尽管抬头纹多了，两鬓也斑白了，却还是个“童生”的身份。他们是“没跳过龙门的鲤鱼”，变不成龙，做不成官，又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也不善于买进卖出，不会干农工商之类的营生，仗着读过几本书，知道一些历史掌故，加上长期混迹于下层社会，知道不少市井传闻，也还善于表达，于是就专门给说书人写说书的底稿。这就是当时的“职业主流作家”。其作品的特点，是供说书人“说”的，不是供读者“读”的。其文字风格，虽然接近口语，但不是纯口语，除了经常穿插一些诗词歌赋之外，其中还包含一些说书人的“套语”，如“话说”“且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类。
　　据说，《水浒传》是第一部印出来供读者“看”的话本，所以不叫“话本”，而称之为“小说”。不过也不排斥作者动笔之初，就是打算写出来后供说书人演说之用的。据考证，施耐庵、罗贯中等人，他们生前的身份就是“才人”。只不过《水浒传》的主题是歌颂土匪强盗，鼓吹杀人放火，提倡动武造反，为当时的政府所不许，也没人敢于在书场演出，直到作者死后将近二百年，才阴差阳错地由地方武官以“提倡强悍、鼓励士气”为由，刊印出来供士兵阅读。于是，中国这才有了第一部“供阅读”的长篇小说。
　　有了《水浒传》这一滥觞，明清时代、特别是清代中后叶，方才大量出现“供阅读”的小说，终于形成了中华传统小说的“鼎盛时期”。
　　根据以上叙述，中华传统小说，应该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小说的主流。但是今天人们一提“主流小说”，指的却是五四以后参考西洋小说的形式、技巧、风格所形成的“新文学”。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主流文学，从唐宋元明清一路“流”下来，到了民国年间，主流忽然枯竭了，而另外一条支流却逐渐充盈起来，最终竟然取代了传统的小说，演变发展为新的主流文学。
　　在这个问题上，为传统文学争论、正名，已经没有必要。事物的发生、发展、变化，既有其内部规律，也有其外部影响：溯本正源，传统小说当然是中国小说的源头，但是由于中华传统小说本身所存在的问题，从五四以后当代文坛已经逐渐被新文学所取代，也是不争的事实。
　　正因为中国文学有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两者之间不是“传承发展”的关系，而是“重起炉灶”，而且是从外国引进的。因此，不可避免地就出现了一个“断层”甚至“断代”问题：一部分人，主要是青年人，由于社会潮流和兴趣爱好的转变，对中国传统小说越来越隔膜，严重的甚至“绝缘”了。——这是客观现实的一个方面。
　　此外，中国传统文学本身，也存在“雅”与“俗”两个体系。大家都知道，文学是社会的镜子，反映的是社会众生百态。社会是由许多阶层构成的，各个阶层的人由于所处社会地位不同、学识不同、见闻不同，因此反映某个阶层的镜子——文学，其样式也有所不同。一般说来，诗词歌赋、华丽骈文，属于士大夫知识分子阶层的“书斋文学”，也就是“雅文学”；山歌俚曲、说书弹唱，属于广大平民阶层的大众文学，也就是“俗文学”，不但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都会哼唱几句，就是不识字的农家姑娘、白发婆婆也都能够听懂，甚至能够“出口成章”，即兴发挥，随意创作。
　　正因为人们的学识感受深浅不同，各阶层之间的兼容性也有很大的不同。一般说来，书斋文学只能在阶层内部的小范围中交流，很难走出书斋向下兼容；而大众文学则因为它具有反映社会生活的现实性和人人喜闻乐见的普及性，也能够被部分士大夫阶层的“雅人”所接受。特别是部分从书斋中走出来的文人雅士，吸取了大众文学中的精华，经过融会贯通之后，采用其形式，提高其内涵，美化其文字，创作出为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的共同文学，这就是“雅俗共赏”的全民文学。在小说方面，可以用中国古典文学的里程碑《红楼梦》作为典型代表。
　　小说，包括其原始形式唐人传奇、宋人话本，其最初功效就是为了传播、听取某个有趣的故事。所以，小说就是“故事”，就是“传奇”。娱乐性，是小说的第一位。至于教育性，则是第二位，甚至是“副作用”。——坐在书场人群中听说书的贩夫走卒，挤在戏台前面看戏的男女老少，都是冲着“听故事”“看戏文”去的，没有一个主观上是为了“受教育”而去的。
　　小说中必定有人物。人，不但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多面性。因此小说中的人物，也必然有好人、坏人、中间人的分别。
　　人的好坏美丑，本来是具有客观标准的。但是什么叫“客观”，却往往很难定出一个绝对的标准来。因此，你自以为在很“客观”地评价一个人物，其实却往往非常主观片面，甚至偏激。
　　这是因为人生活在社会之中。社会由不同阶层组成，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立场观点；同一阶层的人，也有不同的利益取向、学派主张。于是，同一个历史人物或小说中的人物，会有两种甚至多种截然不同的结论。特别是在社会大变革时代，这种反复臧否就会特别突出。
　　中国的传统小说，基本上产生于辛亥革命之前的封建社会。辛亥革命之后，特别是五四之后，中国文坛就逐渐被“新文学”所取代了。
　　不过，新文学和旧文学之间并没有“传承”关系，基本上是“各领风骚”。但“读者群”中却不一定有明确的分界线：爱看传统小说的，不一定就不看新小说；反过来，许多爱好新文学的青年，由于不想割断历史，往往很愿意或者不得不去阅读传统小说。这一部分读者，属于新旧文学两者的重影。——这是客观现实的另一个方面，而且还因此产生了困惑和迷惘。
　　问题主要发生在1949年之后。由于社会制度的变革，思想认识的剧变，导致中国文学界对历史人物和小说人物的评价，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因为封建统治的旧中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制度。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和立场出发，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研究《红楼梦》的批判，好人和坏人的观念彻底改变了，分界线也大幅度偏移了。许多文学界的专家学者、大师泰斗，被批得晕头转向，几乎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不得不在“转变立场”的名义下宣布投降。直到“全民评《水浒》”的闹剧出现，好坏美丑的标准简单化到只按阶级成分划分就可以。这等于宣布文学评论从此灭绝，仿佛天下除了只看阶级出身之外，已经没有“道理”可讲，没有“道义”可行了。更有甚者，居然提出“封建时代所有的文学作品都带有封建主义烙印”的观点（这个观点并不错），主张把传统小说一笔抹杀（这个主张，却大错而特错）。
　　于是，中国的传统文学，除了新文学的兴起而“断代”之外，又加上“醉雷公”——“无产阶级革命派评论家”——的胡批，误导了许多人，为今天鼓励继承中华传统文学增加了许多困难。
　　当然，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封建主义固然有其不合理的、落后的一面，但是相对奴隶制社会而言，也有其相对合理的、先进的一面。对人的看法是如此，对小说的看法也一样。
　　人类文明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人文科学，不可能割断历史。新制度源于旧制度，新社会源于旧社会，新文学也源于旧文学。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一方面是传承，一方面是创新。这个道理，就好像尽管你不是基督徒，但是要研究西洋文学，就不得不去读《圣经》是一个道理。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史，有两千多年的文学史。中国的小说家，应该在中华传统小说的基础上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所无法否定、不能割弃传统文学的共同基础。
　　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在中国工作的文化人，固有的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小说，还是不能抛弃、不能割断的。尽管传统文化中有宣扬封建迷信、天命宿命之类落后的一面，但也有忠孝仁爱、信义气节这些进步的固有道德，而我们不能倒脏水连孩子一起倒掉。但是中国传统小说数量巨大，而今天的青年学生要学的科目太多，第一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阅读，第二经过“无产阶级革命派”的误导，把本来很清楚明白的好坏美丑的标准，生生地给搅浑了，还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把被他们所误导的常识纠正过来。
　　要想解决这个矛盾，办法也许很多。我个人以为，最佳方案莫过于把最著名的传统小说，从语言到内容，来一次认真整理，保留其精华，扬弃其糟粕。对于无法删除或改动的，必须加上详细的注解和简明的评论：最好是每部书的前面，都有一篇概论性的详细导读，每一回书的后面，都有一篇简短的评介，以此消除作品本身的错误和缺点，以及来自官方的或民间的出于恶意或善意的误读、误解和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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