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彝尊选集(中国古典文学名家选集)_朱彝尊著,叶元章,钟夏选注_9787532590308

本选集以诗词选为主，大体概括了竹垞创作的主要风貌；也酌选了他的部份散文和少量赋、曲，以见一斑。选集以康熙末年《曝书亭集》为底本，个别讹误处，参酌各本异同作了订正。《曝书亭集》未收作品则选自清初刊本《竹垞文类》。作品编排顺序按竹垞手订《曝书亭集》，个别年代有出入者，作了调整（见有关诸篇题解），凡《曝书亭集》未收者，排于同体作品之后。本选集并收有诸家评笺，其中包括何绍基、陈鳣、翁方纲、钱载、沈大成、冯登府等人手稿。意在存真，作为资料，供研究者参考。书中并附朱彝尊行状，可帮助读者了解朱彝尊的生平。

朱彝尊（一六二九一七九），字錫鬯，號竹垞，晚號小長蘆釣師，又號金風亭長。浙江秀水（今嘉興）人。他是清初極負時譽的文學家，浙西詞派的創始人。其詩與王士禛齊名，時稱南朱北王。他學識淹博，出經入史，精於考覈，勤於著述。輯有《經義考》三百卷，《日下舊聞》四十二卷，《詞綜》三十卷，《明詩綜》一百卷，均流傳於世。又撰有《瀛洲道古録》、《吉金貞石記》、《粉墨春秋》、《禾録》、《鹺志》諸書。晚年手自删定《曝書亭集》八十卷，收入一生主要作品，性質略近於全集，流行甚廣。中年時，曾自編《南車草》、《竹垞文類》及《騰笑集》行世。

一

朱彝尊出生於浙西嘉興梅里（今王店）一個破落的書香之家。曾祖朱國祚，字兆隆，明萬曆十一年（一五八三）狀元，授翰林院修撰，歷任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攝本部尚書事，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入東閣，後以户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傅致仕，卒贈太傅，謚文恪。這是朱氏最顯赫的一代，也是竹垞經常提及而引以爲榮的。祖父朱大競，國祚長子，由蔭生除授都察院照磨，擢工部主事，坐事獲譴，思宗即位後，出任雲南楚雄知府。不久，奔母喪回籍，卒於家。竹垞之父朱茂曙，未仕，學者稱安度先生。撰有《兩京求舊録》。竹垞係其長子。

竹垞早慧，有神童之目。《國朝先正事略》及朱桂孫、稻孫所撰《祖考竹垞府君行述》都曾提及竹垞生有異禀，書過眼不遺。後者還説到乃祖從小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於詩藝尤工。幼時，塾師舉王瓜命作對，竹垞應聲曰：后稷。所叙或不無誇飾，亦可見竹垞聰穎和幼學根柢之一斑。

竹垞少時摒棄科舉仕進之路，其原因除了家道中落，貧寒無以自給，生活極不安定外，其叔父朱芾園的影響，也是因素之一。《國朝先正事略》説他年十七，棄舉子業，肆力於古學。而據《行述》，則應爲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即竹垞十二歲時事。是歲，浙東西大饑，人相食，竹垞家亦至絶食。當時，芾園語竹垞：河北盗賊，中朝朋黨，亂將成矣！何以時文爲？不如舍之學古。乃授《周官禮》、《春秋左氏傳》、《楚辭》、《文選》。這，從此決定了他從事學術著述和文學創作的生活道路。表面上看來，朱芾園讓竹垞放棄舉業，改學古文，是由于時局混亂。究其實，恐另有原因在。若按《國朝先正事略》的説法，竹垞當時是十七歲，亦即公元一六四五年，恰好是順治二年，清朝定鼎之第二年。這未必是偶然的巧合。又據《行述》，芾園極其推崇黄淳耀文，曾以其稿授竹垞，囑研習之。一六四五年，也正是黄淳耀抗清失敗、不屈殉難的一年。這很值得玩索。何况，芾園之兄，即竹垞的大伯父朱茂暉（死於康熙十四年即公元一六七五年，竹垞爲其繼子），晚明時曾爲復社領袖。這中間的蛛絲馬跡，自更不容忽視。

竹垞的曾祖父國祚爲明朝重臣，祖大競亦曾仕宦多年。生長於這樣官宦人家，少年朱竹垞自然會受到薰陶和濡染，父祖輩對他灌輸過民族意識和綱常大義，亦所必然。這就成爲他日後參預抗清活動的一個思想根源。據《行述》：　竹垞乙未始游山陰，過梅市，訪祁氏昆弟，留數月。乙未是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竹垞二十七歲。祁氏昆仲，指曾任南明右僉都御史、巡撫江南、在清軍破杭州時以身殉明的祁彪佳之子祁班孫、理孫兄弟。梅市是個小地方，竹垞留連竟至數月之久，其過從之密，概可想見。儘管由於竹垞晚年自編的《曝書亭集》，删去了記述與祁氏兄弟交游的一部份有關礙的作品，對這一段經歷諱莫如深，似已變得撲朔迷離了。但我們仍然能從他自己的或别人的作品中側面地窺見一些内情。例如竹垞《題祁六班孫東書草堂》一詩中，有句：東海賦垂釣，西山懷采薇，一爲歌白雪，高調和應稀。就不是一般的酬應之作，而是充分肯定了祁氏兄弟的明遺民的身份地位及其抗清意志，并寄托了竹垞的深沉的故國之思。又如竹垞另一首《梅市逢魏璧》，指出爲國事連年奔走西東的魏生，雖窮困潦倒，鬢髮盡白，仍不改初衷。詩中還盛贊山陰祁生賢地主，好奇往往相傾許。最後竹垞勸慰魏生：　雖則所謀未成，百年强半成蹉跎，但不可灰心喪氣，天生汝才豈牖下，何爲抱膝獨悲歌？透過此詩，竹垞與祁氏兄弟、魏璧之間的親密關係，自不難概見。此外，竹垞確曾參加過抗清活動，還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得到印證：　

一、　竹垞與明末抗清志士、遺民詩人，都保持着密切聯繋。據《行述》所載，竹垞於一六五六年曾去嶺南，在那裏呆了兩年，與屈翁山（大均）、陳元孝（恭尹）交游甚密。屈、陳與梁佩蘭并稱嶺南三家。屈大均曾參加抗清隊伍，進行武裝鬥争，兵敗後，削髮爲僧，後又還俗，與顧炎武、李因篤等交往，以布衣終。陳恭尹父因抗清犧牲，他自己曾被明桂王授爲錦衣衛指揮僉事。桂王敗亡後，隱居不出。竹垞留粤達二年，顯然是有活動的。《曝書亭集》有關這方面的吟咏，多係流連光景、詩酒酬贈之作。這是竹垞在有意迴避。不過，就集中所收一部份涉及屈大均的作品，如《喜羅浮屈五過訪》、《寄屈五金陵》、《過筏公西谿精舍懷羅浮屈五留白下》聯句、《同杜濬、俞汝言、屈大均三處士放鶴洲探梅分韻》、《屈五來自白下期作山陰之游》、《同王二猷定登種山懷古招屈五大均》、《寓山訪屈五》等這些早期作品，以及屈大均贈竹垞的詩來看，則兩人過從之密、交誼之篤、志趣之相投，灼然可見。竹垞比翁山於屈原，以爲其所爲皆合乎三閭之老（見《九歌草堂詩集序》）。又如竹垞《將歸留别粤中知己》一首，寫到于役既有年，歸哉方自今。可見留粤二年，并未悠游自在。至于于役的内容，何以自今方歸的原因，都未細説。全詩哀婉凄苦，所謂行邁日靡靡，憂心亦欽欽云云，就不是一般的離愁别恨了。

二、　康熙七年（一六六八）二月，顧炎武曾因山東姜元衡的告發被捕入獄，竹垞與李因篤等曾盡力營救，始獲釋放（據《顧亭林詩文集·出版説明》）。按《曝書亭集》未見有竹垞贈顧炎武或任何有關顧的詩，僅有一篇《與顧寧人書》，純係論文，不及其他。而《亭林詩集》則還保存着一首五言長律《朱處士彝尊過余於太原東郊贈之》，全詩二十四句，十二韻。是否即係竹垞《與顧寧人書》所説的贈以長律二百言，待考。不過，從亭林詩中吞聲同太息，吮筆一酸辛、自來賢達士，往往在風塵等句看來，除了對竹垞備極推崇之外，兩人存在着不同尋常的情誼，也是毋庸置疑的。至於李因篤，亭林曾作書與李湘北，促其准許李因篤歸養老母，并爲李父撰寫墓志銘（見《亭林文集》）。凡此，也可以印證他們三人的關係。另，竹垞與魏禧交誼甚厚，魏乃明末諸生，明亡後不食周粟，隱居翠微峰，也是有名的遺民文人。

三、　竹垞爲朱士稚撰《貞毅先生墓表》一文中，也透露了此中消息。朱士稚是明顯宦之後，父官雷州知府，祖曾爲明大學士，與竹垞家世極相似。竹垞早期詩作中，有《梅市對雨遲朱士稚不至同吕師濂祁理孫、班孫分韻得泥字》，以及《山陰雨霽同楊大春華游郊外飲朱廿二士稚墓下》、《梅市訪祁七明府熊佳留贈公子誠孫因憶亡友朱廿二士稚》。後者寫得頗爲沉痛，但不具體。而《墓表》則談到士稚遭亂，散千金結客，坐繋獄論死。宗觀號呼於所知，歛重貲賄獄吏，得不死。又説到士稚出獄後，放蕩江湖間，至歸安，得好友二人，其一，自慈谿遷於歸安者也。自是，每出則三人俱。至長洲，交陳三島，已，交予里中，交祁班孫於梅市，後先凡六人。還説到士稚死後，二人渡江，經濟其喪，視歛含。予與祁子臨穴，視其封，慟哭而去。最後，説到死者之親屬曾以狀至歸安，乞二人志其墓，而二人者，皆不果。又明年，二人坐慘法死，祁子亦株繋戍極邊以去。這段話包含着許多隱情，儘管叙述時閃爍其詞，若細加尋繹，仍可知其大概。

此文係作於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或稍後。其事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等言之甚詳。這裏所謂的朱士稚散千金結客，分明是一種抗清活動。後來至歸安（今浙江吴興），得好友二，其一即魏耕，又名魏璧。另一當是錢纘曾。加上竹垞、陳三島、祁班孫，後先凡六人。他們往來吴越，爲國事奔走。所謂以詩古文相砥礪，不過是個幌子，遮人耳目罷了。這六人志同道合，密謀共圖大事，在共同鬥争中結成深厚情誼。竹垞也坦率地承認，當予與五人定交，意氣激揚。這，除了文字之交，顯然還有更牢固的精神紐帶在。如今，死者委之烏鳶狐兔而不可問，徙者遠處寒苦不毛之地，只剩下竹垞一人，爲了避禍，不得不奔走於道路，跑到浙江南部的永嘉去。一般墓表之類，屬於應酬文字，語多泛泛，而竹垞此文却大異於一般，寫得既沉痛，又真挚，可説是捶胸頓足，字字血淚。若非并肩戰鬥的患難至交，斷難至此。我們讀了這篇文章，再參照全祖望《雪竇山人墳版文》和其他有關資料，則於竹垞早年曾參預抗清活動一事，就看得比較清楚了。

遺憾的是，竹垞中年以後，竟一改初衷，應清王朝博學鴻詞之徵，與李因篤等同時以布衣除檢討，未幾罷歸。竹垞以明顯宦之後，磨劍十年，結客五陵，聲華藉甚，終不免於輕出，論者惜之。

二

竹垞的文學作品，詩占了較大比重。清詩與明代之偏於宗唐有異，受宋詩影響較深，清人宗唐而取得成就者很少。而學宋，作爲一種風尚，幾乎與有清一代相終始。尤其是清初幾位有影響的詩人，如錢謙益、黄宗羲、吴偉業、查慎行等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得益於宋詩。稍後的首倡神韻説的王士禛，其中年爲避熟求新，也越三唐而事兩宋。朱彝尊早年宗杜，認爲杜詩：無一不關乎綱常倫紀之目，而寫時狀景之妙，自有不期工而工者。然則善學詩者，舍子美其誰師也？可謂推崇備至。他步武七子，追蹤唐音，强調：明詩之盛，無過正德，而李獻吉、鄭繼之二子深得子美之旨。（均見《與高念祖論詩書》）并引西泠十子爲同調。到了晚年，他一方面仍取法於唐，堅持明七子、西泠十子的宗風，一方面又在學唐人而具體之後言宋，博采宋人之長，標舉黄庭堅。

竹垞對明詩的評價與清初詩人不同。當時，錢謙益等人曾對明七子獨尊盛唐的擬古之風深表不滿，他指責李夢陽曰：必曰漢後無文，唐後無詩，此數百年之宇宙日月盡皆缺陷晦蒙，直待獻吉而洪荒開闢乎？黄宗羲對七子之獨尊盛唐、貶抑宋元，也認爲是絶對化了。他爲張心友詩作序時曾説：詩不當以時代而論，宋元各有優長，豈宜搆而出諸於外，若異域然。即唐之時，亦非無蹈常襲故、充其膚廓而神理蔑如者。竹垞也察覺到一味宗唐者之失，從而指出：自陳先生子龍倡爲華縟之體，海内稱焉。二十年來，鄉曲效之者，往往模其形似而遺其神明。善言詩者從而厭薄之，以爲不足傳，由其言之無情而非自得者也。（《錢舍人詩序》）他與黄宗羲都主張學唐應致力於得其神理，反對模其形似，亦步亦趨。同時，竹垞也批評過學宋者之失，謂：今之言詩者，每厭棄唐音，轉入宋人之流派，高者師法蘇、黄，下乃效及楊廷秀之體，叫囂以爲奇，俚鄙以爲正。譬之於樂，其變而不成方者歟？（《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他既非盲目地宗唐，亦非無條件地學宋。他不贊成錢謙益等一筆抹倒明七子的偏頗態度，也對七子持有一定的保留。他在《王先生言遠詩序》中曾指出七子機械地界劃唐詩，斤斤於格調聲律之高下，使出於一，以唐人之志爲志，結果，辭非己出，而流爲剽賊。他自稱于詩學之四十年，自少壯迄今，體製數變（《葉李二使君合刻詩序》）。這種變，是知正而言變（《丁武選詩集序》），是象某些宋人作者那樣，學唐人而變之，并不是要軼出唐人之上，更不是舍唐人而稱宋，又專取其不善變者效之（均見《王學士西征草序》）。稱宋的前提仍然是學唐，如果不曾目睹全唐人之詩而言宋，那是不足師的。變，也要在這個基礎上變，這樣，才能變而成方，臻古人之域。歸根到底，宗唐是正，言宋是變，本末不可倒置。這正是竹垞經過多年探索，順應着年齡的增長，環境的變化，最後確定的詩歌主張。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認爲竹垞詩至其中歲以還，則學問愈博，風骨愈壯，長篇險韻，出奇無窮。趙執信論清詩，則以竹垞、漁洋爲大家，謂王之才高，而學足以副之；朱之學博，而才足以運之。秋谷於清人，持論甚苛，少所首肯，故這一評價，亦足以概見竹垞詩自有其面目。朱、王有共同處，他們都有鑒於宋詩質直，流爲有韻之語録；元詩縟豔，流爲對句之小詞的弊病，有志於力矯清初談詩競尚宋元的風氣。故早年都標榜盛唐，又都是古體崇王、孟，律以杜甫爲法，二人亦各有所得。朱功力不亞於王，惟爲詞名所掩，加上其他因素，以致未能如王之理論上自成一家，創作上富有成果，領袖詩壇垂數十年之久，成爲一代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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