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制造业空间变化研究_高菠阳著_9787514195781

本书基于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的交叉视角，分析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制度环境的变迁历程，提取出对制造业空间变化产生影响的主导制度因素，深入分析对外开放政策、权力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对制造业空间分布变化的影响机理，为我国未来制造业健康有序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保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全球产业转移浪潮的频繁掀起，我国经历了极为快速的经济增长，产业“地图”也在不断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幅员辽阔的大国，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和发展环境的巨大差异，为产业在国家内部不同区域之间进行空间转移提供了可能。从改革开放之初的“引进来”，到“一带一路”倡议下“走出去”大幕的拉开，我国刚好经历了以四十年为周期的产业转移历程。在此过程中，以改革开放、权力下放、土地制度改革等为代表的制度变迁，对我国产业空间演化所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本书基于制度变迁视角，探求我国制造业空间分布变化的特征及机理，是经济地理学研究的重要科学命题。
　　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空间变化呈现了“大分散、小集中”的基本特征。在宏观尺度上，沿海地区成为国家制造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跨区域要素流动与重组不断加快，地区间差异不断扩大；中观尺度上地区分工与专业化开始形成，部分区域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区域工业发展集群；微观尺度则表现为城市内部工业分布呈现郊区化、园区化特征。
　　制度变革所释放的生产力是我国四十年来经济增长和产业空间演化的最根本动力，其影响具有典型的“尺度性”。在国家尺度，对制造业空间演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贸易开放和资本开放等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在区域尺度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权力关系改革是关键的影响因子。而城市层面上，土地价格、土地供给和土地流转政策等土地制度变迁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综合来看，制度因素对制造业空间变化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资本和贸易开放促使我国宏观经济格局形成。由于资本开放和贸易开放政策的空间推进过程具有区域差异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区域间资本循环累积效应和技术溢出能力存在差异，致使地区间发展差距逐步扩大，沿海地区成为推动国家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
　　财政、行政分权及企业自主意识增强扩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财政权力下放大幅度提升了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但先进制度方式并不具有普适性，由于各地方政府创新能力、行政能力不均衡，各地区制度创新程度和改革实施力度不均等，辅以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区位、市场等经济发展条件具有差异性，最终导致了地区间经济发展能力存在差异，区域内部不同城市产业空间分布不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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