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开卷书坊”第八辑之一，作者多年来所写在读书界著名的“开卷闲话”读书随笔选集之续。收入《开卷》2018年2月至2019年4月之间每期“开卷闲话”的内容，其间蕴含了大量的当代稍纵即逝的人文信息，既可作小品文也可作为文史资料去品读，可读性甚佳。
子聪，原名董宁文，编辑家，南京《开卷》执行主编。主要作品有《人缘与书缘》、《开卷闲话》《开卷闲话续编》等。主编有《开卷文丛》三辑共三十种;《开卷读书文丛》一套六本;《凤凰读书文丛》一套六本;《开卷书坊》第一辑八本。另编有《我的书房》、《我的书缘》、《我的笔名》、《我的闲章》等图文书十余种。
目 录
序一：闲话“闲话”（邵燕祥）
序二：聊天、聊地、聊书（钟桂松）
序三：眉睫
序四：也是如此的用心（严晓星）
序五：梦想在春天里大声歌唱（王犁）
序六：有情的闲话（朱航满）
二0一八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二0一九年
一月
二月
三月
附录：
《开卷》与董宁文（林伟光）
说宁文（王慧骐）
凝固书香，传薪斯人——“开卷书坊”第七辑编辑随感（鲍广丽）
谈文说画：“开卷”丛书的书香墨韵，总有一种气息相通
文创新体书韵长——读《闲话开卷》（杨建民）
不衫不履说闲话（朱航满）
一 月
1月14日，姚桐椿从上海来信：
《开卷》去年第九、十、十一和十二四期收到，谢谢！
我花了一天的空余时间读了，发觉一些差错或疑问，稍加整理编次，告之于下：
第十二期第六页第十三行“一部人可能感动落泪，另一部分人可能会狂喜。”
前半句应为：“一部分人可能会感动落泪”。因为要与后半句相对。
第二十一页十七行“格处好奇”应为：“格外好奇”。
第二十五页倒第二行“愿我们在人生这场行走、读书这番美事中”“这番”去掉。
第二十六页第九行“最早译介西方当代流行小说的《译林》杂志”
据我所知，在《译林》杂志之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文艺》杂志，也较多地发表西方当代流行小说。这本杂志的封面设计在当时很有特点，颇吸引人的眼球，就是两个大W。记得它开始是内部发行，或者不经过邮局，而在新华书店出售，影响也没有稍后问世的《译林》有一炮打响的效应。我只购读了开始的二三年，以后因精力不济，与它暌违了，也不知道这本杂志现在还出不出，如果出的话，二0一把拉下来！凶狠的犯规！年可能是它创刊四十周年。总而言之，要慎言“最早”、“第一”之类的话，免得授人以柄。
第二十八页第七行“社”恐为“局”。
高莽先生有个笔名非常出名：乌兰汗。至少在“文革”之前，“乌兰汗”比“高莽”更为圈外人所知。我在“文革”之前就只知乌兰汗，而不知高莽。
第十一期倒第三行“燉”应规范为“炖”。
第十九页第十七行“愈成规模”沈胜衣先生大概还只有三十几岁吧，与其赞他“愈成规模”，倒不如说他“渐成规模”为好。下半句既非转折，也非递进，所以“故而”去掉无妨。
倒第三行“浓丽的”似应为“秾丽的”。
第二十页正文第三行“编辑”应为“编委”。参看下面“编外的编委”。
第二十四页第十九行“竞”为“竟”之误。
第二十八页第十六行“以及”应为“以至”。说沈胜衣受谷林的影响，而谷林是受知堂影响，彼此是递进的关系，故用“以至”。“乃是”可以去掉。作者似想加重语气，其实把意思说清楚即可，知堂的文章就是如此；把事情或问题说清楚了，就有了服人的力量，
第十期第十六行“做过史”不明其含义，或有漏字。
第十八页第四行“袒诚”大概是“坦诚”吧。相对于前一句“质朴”也应是“坦诚”。
诗集《蕙的风》的封面仍是解放前亚东版的封面。亚东图书馆在一九二0年代出了十本左右新诗集，“文革”之前我差不多收齐了（惜毁于“文革”劫火），像胡适的《尝试集》、俞平伯的《冬夜》、康白情的《草儿》和《草儿在前集》、胡思永（胡适的侄儿）的《遗诗》等等。在我的印象里，《蕙的风》重印的版次最多，可见其受读者的欢迎，当然九十年之后，现在读，兴味就不一样了。我深感，历史或曰时间才是最公正、最严格的检验。
第二十页正文第一行“蠹鱼是杜鱼的谐音”似应为“杜鱼是蠹鱼的谐音”。
第二十一页正文第2行“尤此”应为“由此”之误。
第二十五页俞律先生的《哭国武诗兄》这首诗在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页重复了三次，至少这一页的可以去掉，因与前面悉同，前面还多了不可或缺的说明，后面又扩而为四首，所以最好重新合编为一段。
第九期第十二页子张先生说孙犁先生是“外鲁内周”，当然是有特点的可以启人思考的一家之言。我以前读孙犁先生的文章不多，后来有机会买到一套耕堂十种，就集中读了，还读了《书衣文录》、《芸斋书简》几种。我觉得他是真心实意学鲁迅先生的，有时候简直到了亦步亦趋的程度，譬如他依照《鲁迅日记》所附的书目买书，就是适例。但由于功力（从思想到学问）稍逊，达不到鲁迅先生那样的高度和深度。一看就了然的显例，就是他的字与鲁迅先生的字，即便是书法的门外汉，也能看出这不是在一个层次上的。那么可否说他退而求其次学了周作人？也不能这样说。周作人抗战前后文风丕变，主要是自身之失足和环境之使然。孙犁先生也遇到自身与环境的重重矛盾，因此之故，子张先生看到了孙周的相似之处。但孙周的不同之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周的文章更加隐晦曲折，欲语又止（之前是神定气闲、游刃有余）。原因有二：功力（除了学问，周的思想也非常深刻，常见人所未见、道人所未道，这是他的著作至今有人喜欢读的主要原因，至于文笔和文风是第二位的），孙毕竟是体制内的（虽他欲置己于体制之外），周从抗战开始，就是一个小媳妇的阴暗心理，似乎一柄达摩克里斯剑一直悬在自己的头上。
说学某某人，其实也人各其面。因为各人的性情不会相同，境遇也不会完全相同。“文革”之后，周作人的文章和文风大行其道，这是物极必反的现象，后来渐渐有人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我早就说过（譬如对谢其章），虽很多人蜂起学周，但真正得其神髓者却稀如晨星，许多人不过是学了点皮毛，等而下之者或许只是东施效颦罢了，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周的功力。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以性之所近为原则，找一二个前辈作家学习，心有余而力也有所及，庶几可免画虎类犬。
从《开卷闲话》里得知张建智先生又问世了新著《绝版诗话二集》。《绝版诗话》我拜读过，发觉差错和问题多多（但愿张先生能与时俱进，倘若依然故我，似乎有点灾梨祸枣、贻误读者了），如果您或者张先生感兴趣，我可以整理成文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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