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年谱_张东旭著，武新军编_9787520336659

　　《贾平凹年谱》在对贾平凹先生各种传记和大量研究资料整理的基础上，以“编年体”的方式勾勒出了贾平凹先生从事文学活动的基本轨迹。通过选摘谱主不同时期的言论、文学活动以及同时代评论家的评价，该书立体地呈现了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同时，对一些有重要影响的作品、有争议的作品，尽可能地提供更多的文学史“现场”信息和社会反馈信息。该书的内容不仅是对作家本人的一个基础研究，亦是我们了解时代文学整体风貌的一个窗口。

　　任何种类的历史研究，都离不开史料的积累，编订各类“年谱”则是积累史料的好方法。唯其如此，许多著名的学者才会把“年谱”视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基础。梁启超曾把年谱视为“国史取材之资”；王瑶先生在新时期之初，也曾提出“由年谱人手，钩稽资料，详加考核，为科学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的设想与规划。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史料建设和作家年谱编撰工作的整体滞后，严重影响着文学史研究整体水平的提高。几年前，我在《关于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的编制的几点想法》一文中曾指出：充分借鉴古代、现代作家年谱编撰的经验，有计划地推进当代重要作家年谱的编制工作，编撰出版一批高质量的作家年谱，可以突破制约当代文学史料建设的“瓶颈”，使其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并深入论证了系统地编撰作家年谱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发展的意义。
　　近几年来，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意识到编撰当代作家年谱的重要性，林建法先生在《东吴学术》杂志持续不断地推出当代作家、批评家年谱，并与复旦大学出版社合作，先后出版了苏童、余华、阎连科、范小青、阿来等当代作家的文学年谱。尽管这些已出版的年谱还存在不少问题，但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建设工作的一个突出的亮点。
　　我们是在2011年开始着手“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的编撰工作的。在课题组反复沟通的过程中，我们逐渐达成了一些基本的共识：作家年谱应该是高水平的研究论著，是在长期梳理、消化史料的基础上浓缩的精华。作家年谱首先应该是对作家本人的研究成果，要通过对史料的精心编排，较为完整地复原作家的生平与创作经历，清晰地呈现出作家思想、文学观念发展转变的轨迹，准确地把握不同时段作家的生活方式、精神状态与写作方式，从而推进和深化对于作家作品的理解。同时，年谱又不仅是对谱主本人的研究，好的作家年谱应该是了解一个时代文学整体风貌的窗口，应该能够通过一个作家的成长环境与成长经历、社会活动和文学活动，整理出尽可能多的文学史发展演变的信息，复原当时文坛复杂的网络结构。只有如此，才能确保本丛书的学术质量和文献参考价值。
　　围绕上述目标，课题组经过几年的努力，多次聚集开封，召开年谱改稿会，终于完成“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年谱丛书”（第一辑）的编撰工作。由于研究者学术个性、兴趣的差异，几本年谱在个性和风格上虽略有不同，但在研究内容、方法和整体目标上，却有着以下几个共同的基本特征：
　　（1）尽可能地拓展了年谱史料采集的来源。章学诚曾说：年谱是“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征引史料的范围狭小，容易导致年谱的内容贫乏。在编制年谱时，我们除了遍寻作家本人的著述外，还广泛查阅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物（家人、亲友、同事、编辑、研究者）的论著和回忆文章。条件许可的，还围绕相关问题对知情者进行采访，把书面与口述材料结合起来。同时把作家生活、工作所在地的地方史志、文学年鉴、地方文学发展文献、地方文学研究成果等，也纳入了史料采集的范围。面对庞大而散乱的著述，我们也有所侧重：重视作家自述与访谈、书信、日记，这里面有着更多的有价值的历史细节和闪光的碎片；更为重视文章发表的原始刊物和初版本，而不是简单地抄录选集、文集、回忆录、研究论著等。一方面，可以避免以讹传讹，最大限度地减少史料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能有新的发现，发表在刊物上的作品和初版本，带有更多的原初形态，它们是与诞生时的复杂的社会语境联系在一起的，在刊发作品时往往会附有编者按、作家创作谈、批评家与读者评价等，从中更容易发掘出有价值的文学史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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