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希·凯斯特纳作品典藏——理发店里的猪_[德] 埃里希·凯斯特纳著，谢凤丽译_9787570808786

　　《埃里希·凯斯特纳作品典藏——理发店里的猪》是一本充满童趣和奇思妙想的书。这里有开在动物园里的理发店，每个小孩子都能坐在动物的背上剪头发；这里有好奇心很强的男孩弗里德里希，因为好奇心拥有了能够穿透墙壁看东西的超能力；这里有一头凶狠残暴的狮子，却因一个平平无奇的购物网兜和几张邮票被驯服……

　　每一个中国孩子都知道德国在什么地方，也知道柏林是德国旧的首都和新的首都。有些孩子也许还知道柏林维尔梅斯多夫区的一伙有名的少年，他们的首领是“教授”和“带着喇叭的古斯塔夫”。他们也许记得这伙少年帮助一个从小城市来的名叫埃米尔·蒂施拜的男孩抓住一个小偷的经过。在火车上，这个小偷偷走了他准备交给住在柏林的外婆的一笔钱。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但是它并非真人真事，这一点可以查对核实。这个故事最早出现在1929年，也就是整整70年前出版的一部儿童小说里。几乎每个德国孩子都知道《埃米尔擒贼记》，不是读过小说，就是听过广播剧或者看过戏剧和电影。1999年还有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假如这部大概可以称为20世纪最出名的德国儿童小说的作者仍然活着的话，1999年2月23日，他将庆祝他的100周岁的生曰。对于埃里希·凯斯特纳的百年诞辰，还会有比同时将他的8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译成中文更好的礼物吗？1999年，德国出版了难以计数的关于凯斯特纳的书籍，举办了许多展览、纪念会、讲座和学术讨论会。人们理应如此，因为每个人毕竟只有一次100周岁！然而，同时将8本新译的儿童文学作品送到中国孩子（和那些已经不再是孩子的人）的手里，这恐怕是所有纪念凯斯特纳的活动中最美好和最重要的。因此，非常感谢明天出版社慷慨赠送的这份生日礼物。
　　埃里希·凯斯特纳（Erich Kastner）是小说家、剧作家、电影脚本和广播剧作家、儿童文学作家。他于1899年2月23日出生在德累斯顿这座当年萨克森王国的首府。他出生于普通人家，父亲是皮革工匠，当年他不得不关闭自己的作坊，去工厂做工赚钱。母亲做一些家庭手工产品，以此增加家庭收入，后来她又在家里开设了一个很小的理发店。埃里希是这个家庭唯一的孩子。母亲自然把儿子变成自己唯一的生活内容：她可以为了儿子做任何事情，因为儿子应该生活得更好，儿子应该出人头地，成名成家。埃里希·凯斯特纳一生与母亲保持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们几乎每天都给对方写信或寄明信片。凯斯特纳上的是8年制公立学校，然后又上了一个教师培训班，1917年应征入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凯斯特纳放弃了教师这个职业，选择了高级文理中学，从而于1919年开始在莱比锡上大学，攻读日耳曼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和戏剧史。1925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从在高级文理中学读书时起，凯斯特纳就开始写作并且发表了一些诗歌和短篇小说。在大学里，地积极为报刊写稿，这有助于他在1925年谋得《新莱比锡报》的一个职位。1927年，他作为剧评家来到德国首都柏林，并且在相当短的时间里，成为魏玛共和国最著名的青年知识分子之一。他最初是作为抒情诗人引起人们注意的。他的诗集有《腰上的心》（1928）、《镜子里的喧闹》（1929）、《一个男人给予答复》（1930）、《椅子之间的歌唱》（1932），此外他还写了长篇小说《法比安》（1931）。当然，在此期间，他仍然继续为报刊撰稿，尤其是写作戏剧和电影评论。
　　1929年，他的第一本儿童书在柏林的威廉出版社出版，这部名为《埃米尔擒贼记》（Emil und dle Detektive）、由瓦尔特·特里尔画插图的儿童小说立刻轰动世界，遂使凯斯特纳一举成为名扬国内外的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后来多次说过，他成为儿童文学作家实际上纯属偶然：有一天，威廉出版社的女出版人问凯斯特纳是否愿意为她写一本儿童书，他当时以年轻人特有的轻率态度慨然允诺。这件逸事并不完全准确。凯斯特纳在莱比锡时曾经为许多报纸撰写过文章，自1926年起，他也为家庭杂志《拜尔大众》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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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望没过多久就出现了：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只是在一种非常有限的程度上来说是一个社会批判现实主义者，正像他的批评者们在30年代初就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他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说家，他知道孩子们，尤其是男孩子们的梦想，比如勇气、友谊、成功。这些梦想可以轻松地变成使人产生疑问的东西，对此，我们今天已经有了足够的认识。凯斯特纳本人则由于他对人的理智和道德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做好了应付一切的准备。然而，唯理主义者和道德主义者凯斯特纳也陷入了一种惹起怀疑的处境，因为在他宣传的这些价值观念的背后隐藏着一些“次要的道德”，诸如秩序、勤奋、正确等等。它们在人类自由的、现代的、解放的观点的影响下显得异常陈旧。自从70年代后期以来，有许多评论家试图把这位儿童文学作家的纪念碑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拆除。这种过激行动往往是一种巨大失望的表达方式，因为这些批评者中的许多人是由凯斯特纳的儿童书籍伴随着长大的。
　　纪念碑有的时候也必须推倒毁掉，这似乎已经成为文化传统的不容改变的法则之一。因此也只有一个新的时代才有可能为自己建造一座新的塑像。也许，当我们在德国纪念这位作家100周年诞辰的时候，儿童文学终于进入了一种更无忧虑、更为有利的境况。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对我们德国来说已经成为历史，而且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地面对他的儿童文学作品，让我们等着它向我们揭示新的迄今未被认识的东西吧。这也适合德国的儿童读者，对于他们，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始终还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读物。电影导演们极其引人注目地在最近拍摄的几部电影里自由地处理了凯斯特纳的儿童小说，例如《两个小洛特》和《小不点和安东》。他们以大胆的、失敬的方式把小说移植到我们当代社会，为它们重新注入了活力。
　　我们可能毕竟不能像中国的凯斯特纳儿童书籍的读者（儿童和成年人）那么自由，对他们来说，从来就没有过一座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纪念碑，而只有一种异国文化的见证：陌生，但却充满了魅力。愿中国的读者——无论年长年幼——教会我们这些德国读者再一次用全新的目光看一看凯斯特纳的儿童文学作品。永远都可以用新的完全不同的目光来看待凯斯特纳，这一点已经为以往的历史所证明，这也正是这位德国儿童文学作家之伟大的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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