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_石一宁著_9787521203318

《民族文学：现场与思考》既有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现状与前景的宏观扫描，也有对具体作品的微观解析；既有对名家大家的论评，也有对文坛新人的关注。

作者多年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评论，同时是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办刊人，对少数民族文学的诸多思考具有参考和启迪价值。

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

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是一个意涵十分丰富的时代命题。

当下中国，正行走在民族伟大复兴的大道上。而民族文化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根基。近代中国面对裹挟着船坚炮利侵门踏户而来的西方现代性，由排拒而接纳，百年间饱尝主权沦丧、文化失语的痛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七十年甘苦备尝忧喜交加的社会主义实践，使中华民族在经济、政治、军事等各方面洗雪了百年屈辱，昂首挺立于今日的世界。然而，文化失语的状况尚未根本改变，面对依然强势的西方文化，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尚待恢复和树立，中国的文化形象仍然十分模糊。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正是为了汲取历史的思想和智慧，重拾中国文化的自信，使文化在民族复兴的途程中发挥关键效用。因此，对传统文化的重估和扬弃，既有历史性，更有现实性；同时，它又是指向未来的。

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中国文化是多民族的文化。同样毫无疑义地，中华美学是多民族的美学。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认识中华美学的多民族性质，发掘中华美学的多民族内涵，实现中华美学的多民族融合，使中华美学的丰富性、多样性最大程度地得到呈现，成为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宝贵的审美智慧和思想文化资源，是我们讨论这一时代命题的重要意义所在。

美学精神来自对美学事象的审视、研究和提炼，是美学事象的抽象结晶。从丰富多彩的少数民族美学事象即自古迄今的少数民族文学艺术来考察，中国少数民族美学绝不是中华美学的点缀和附庸，而是中华美学的有机和重要的构成。仅就文学而论，中国的三大史诗均为少数民族诗歌，即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蒙古族英雄史诗《江格尔》和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玛纳斯》。《格萨尔》长达两百万行，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最长的史诗。《格萨尔》和《玛纳斯》已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江格尔》的申遗也已启动。少数民族民歌和民间长诗，极大地补充了汉族民间诗歌和长诗偏少的不足，使中华文学的结构显得更为完整。在小说方面，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曹雪芹的《红楼梦》，创造了中国古典文学的高峰。

儒释道美学思想，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和谐包容等等观念，被视为中华美学精神的精义。然而中华美学精神的核心内涵，还应纳入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特质。少数民族的美学与汉族美学有其共性，都体现着对真善美的追求；但也有差异性和异质性，非儒释道美学所能涵盖。

以同为南北朝时期产生的民间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诗》为例。前者是南朝汉族诗歌，后者是北朝少数民族诗歌，两部作品被誉为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乐府双璧”。而这两篇作品所蕴含的审美意趣和呈现的美学特征却是大相径庭。《孔雀东南飞》叙述的是焦仲卿和刘兰芝两位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诗中所呈现的家庭关系是严酷的，长幼尊卑秩序不容冒犯，父母、兄长可以随意干涉子女和弟妹的生活和精神自由。在家长专制的煎逼之下，刘兰芝“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悲愤自尽。而焦仲卿即使身为官府的吏员，在森严的宗法秩序之下也是无力挣扎，最终“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追随刘兰芝的幽魂而去。两位主人公的自杀，不能说与儒家道统没有关系。即使解释为一种对封建宗法秩序的反抗，这种反抗也未免过于孱弱。《孔雀东南飞》通篇弥漫着阴郁、哀伤的气息和氛围。而《木兰诗》所展现的家庭关系，却要自由得多。花木兰从军和解甲归田，完全是出于个人的意志。她代父从军，是出于对父亲和家人的爱。“旦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鸣啾啾。”这种对父母和家人的热爱与思念，始终伴随着她的戎马行军。十年征战，立下赫赫军功，但她婉拒朝廷的利禄封赏，自愿解甲还乡，回到父母和家人的身边，享受“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的普通人生活的快乐。《木兰诗》所表现的自由、阳刚和健朗的审美精神，富于浪漫主义的理想光辉，更易于唤起人性的共鸣，因此它走向世界，被改编为好莱坞电影，绝不是偶然的。《木兰诗》的美学特质，如果用儒释道美学加以阐释，将会显得十分牵强。《木兰诗》的阐释，期待一种有别于儒释道美学的少数民族美学。

你还可能感兴趣

我要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