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俗互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整合_赵世瑜，张士闪编_9787533342562

　　所谓整合性机制，就是造成某种意义或某种程度上的社会一文化整合的机制（mechanism），它通过人的行为或人的创造呈现出来。科大卫的“礼仪标签”是指地方成员认为重要的那些礼仪传统的标志物，无论它们表现为寺庙、祠堂、坟墓等建筑，榕树、槐树、石头等被赋予神圣意义的自然物，还是香炉、神像、仪仗、族谱、碑刻、科仪书、钟鼎等具体器物，甚至包括个体或群体的仪式行为、神话、传说和故事等非物质表现，都是可被观察、分析和解释的。这些东西往往比许多政治性或经济性的产品更持久地留存于世，说明它们是被不同区域的社会一文化传统所看重的，被不同身份、等级的人们所认可的，即被共享的。因此，它们可以成为认识地方之间、官民之间在何种程度、何种意义上达至认同，社会一文化传统如何形成整合的切人点。
　　费孝通先生从关注“文野之别”，到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可以说就是对上述学术史梳理和我们的问题意识的概括。当然后者并不仅是一种理想，也是一个历史过程。我们希望做的，就是揭示和描述这个历史过程，并且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动因和机制。
　　《礼俗互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整合》将不同学科的学者联合起来，便是对这一目标做出的初步尝试。

　　“乡土中国”是费先生著作Earthbound China的中文译名，从英文来看，我们其实很难误会这个“乡土”仅指与城市相对应的乡村。任何一种文化都是植根于它所在的大地之中的，不理解这块热土就无法理解这种文化，这是费先生对他的“马老师”以本地人研究本地文化的主张的践行，无须赘述，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前辈都提出了人类学或社会学与历史学结合的田野研究问题。他们认为，人类学家研究现状，是把现状当作活的历史，因此可以透过现在看到过去，用费先生的话说就是“今中之昔”。这其实是更好地理解earthbound的意义的途径，甚至可以说是无法逾越的，因为这个earthbound是一个历史的生成，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且恰恰因此是一条很难斩断的纽带。
　　问题在于，对于关注人类学研究的历史学家来说，二者之间的差异已经不像费先生当年所指出的那样了，历史学家也并不一定刻意强调今与昔之间的界线，而在于二者如何面对各自的经验材料（文献／田野）和在同一“历史记忆”上的差异，在于这两类材料是如何分别被产生出来并构成历史（或“事实”）。这实际上便牵扯“文化自觉”的问题。
　　费先生所谓的“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既不表示要“文化回归”，也不主张“全盘他化”。这个定义似乎更像是人类学的还是历史学的，此不赘论，而这样的论题之提出并躬行实践，虽然在西方人类学那里似自20世纪30年代始，但其实在中国“五四”时期就已成为人们讨论的中心。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问题提出的类似语境，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任何一个人或一种文化都植根于乡土，在面对强势的异文化支配的时候，也都会产生类似“文化自觉”的呼声。譬如清朝的雍正皇帝在撰写《大义觉迷录》的时候，他只是在质疑汉族文人的“华夷之辨”论，只是在为自身的文明身份寻找合法性，但是并不会太多考虑，当两千多年“胡人”南下牧马的历史被彻底扭转，大批汉族人涌入内蒙古、青海、新疆甚至东北的时候，那些当地人做何感想。或者更早一点，10世纪到12世纪，云南的大理国——他们不是湘黔的苗族人，也不是海南的黎族人，而是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并拥有深厚之佛教文化传统的群体——在面对外来文化的挑战时，究竟采取了何种应变的态度？我们甚至还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的时代，秦汉修灵渠、开辟西南夷的时代等。
　　对主题概念的反思，也可以证明费先生的“今中之昔”，或者反过来说，是“昔中之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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