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新村建设研究_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著_9787545819236

《上海工人新村建设研究》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的“现代上海研究丛书”之一，旨在通过专题研究、口述回忆和档案文献等三类体式的结合，对上海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工人新村”，以及八十年代开始兴建的住宅中心这些史实作出系统而多元的观照，并为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现代上海史专题的研究提供尽可能详尽完备的档案文献和其他参考资料，特别是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口述史料，生动鲜活，尤称珍贵，是研究“四史”的重要参考读物，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佐证。

综述

解放前，上海面临严重的房荒，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住房条件尤其困难。解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面对百废待兴的状况，充分利用有限的资源，分阶段兴建起一批成片住宅，分配给住房困难的工人群众，缓解了他们的“住房难”。这些新建的住宅被亲切地称为“工人新村”。

工人新村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不但造福了上海的工人群众，还对上海的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当工人新村中居民越来越多，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也随之产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生活方式转变。今时今日，我们回顾这段历史，回望“工人新村”从设想到规划再到实现的历史过程，不但有助于厘清工人新村这一事物的发展历程，而且对于我们了解上海这座城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都有着相当的意义。

一、上海解放初的“房荒”

解放前，上海的住房紧张，所面临的困难，甚至可用“房荒”来形容[ 赵胜：《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城市房荒问题的应对举措与困境》，《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第9期，第88页。]，特别是由于人口基数大，使得人均住房面积很小。而且房屋质量参差不齐。在这样的情况下，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阶级，住房情况尤其恶劣。

（一）解放初期，上海面临的住房难题

上海在开埠后，因为工商业的繁荣，全市人口增长迅速。而在太平天国运动、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等时期，上海周边地区的人口因躲避战乱而大量流入上海，导致这些时期，上海的人口产生了数次异常增长。[ 《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第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660页。]

正常发展的城市，其建设速度都难以应对这样非正常的人口快速增长。更雪上加霜的是，在这些人口异动的时期，上海同样承受着战乱之苦，城市发展陷入停滞。在这样的此消彼长下，城市的发展无法满足全部市民的需求。住宅用房的短缺自然无法避免。因此到解放时，上海的住房紧缺情况可以说是十分严重的，而且呈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是人均住房面积小。根据1949年时的统计数据，上海市区内的各类住宅总面积为2359.4万平方米[ 《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住宅建设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76页。]。虽然，绝对数量上看似并不少，但是相对于当时上海的城市人口数量而言，住房就显得捉襟见肘了。到1949年初，上海人口达到了503万，其中有419万为市区人口。[ 《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第2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666页。]据此折算，全市人均拥有住宅面积不足5平方，即使仅折算市区人口，平均拥有住宅面积也只有5.6平方米，而实际拥有的居住面积只有3.9平方米。[ 因住房存在建筑面积和居住面积两个不同的数值，本文所指人均拥有住宅面积为住宅建筑面积除以总人口数，而人均住房面积则根据《上海住宅建设志》记载的数据，两者统计口径不同。]作为参照，到2012年，上海城区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17.3平方米，[ 《上海年鉴》编辑部：《上海年鉴（2013）》，第574页。]是1949年时的4倍多，两相比较，便可见当时的住房有多紧张。

第二是房屋质量参差不齐。解放前，上海的住宅不仅人均数量少，而且还充斥着大量居住环境很差的房屋。在所有住宅中，旧式的里弄占了半数以上，新式的里弄和公寓占不足四分之一。此外，还有多达300余万平方米的简屋和棚户，占上海所有住宅面积的近六分之一。[ 《上海住宅建设志》编纂委员会：《上海住宅建设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76页。]地处闸北的蕃瓜弄是解放前上海棚户区的典型。“滚地龙”在蕃瓜弄里是最常见的搭建物，由茅草等材料搭建而成，通常只有半人高，大小只能容下一张地铺。而如此狭小的空间里，有时却要挤下一整户人家的所有人，睡觉时根本无法翻身。此外，整个棚户区的环境也极为脏乱，臭水沟、垃圾遍地，出行只有烂泥路，也没有上下水、供电等基本公共设施。[ 盛晓华：《蕃瓜弄旧貌变新颜》，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峥嵘岁月（1949-1978）》，上海：上海科学普及出版社，2002年，第324-325页。]

第三是房屋价格高昂。因为市中心建成区的面积有限，扩展速度慢，但人口数量持续增加，房屋供不应求。同时，大量外资以及随着富裕人口进入上海的大量资金，也投入到了房地产行业中。综合以上原因，导致上海房价节节攀升。特别是，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上海房价的“上涨幅度大大高于其他物价”[ 《上海房地产志》编纂委员会：《上海房地产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76页。]。即使经历了抗战时期房地产业的一度衰退，到解放前，上海的房价仍然有很大的涨幅。据当时统计，1947年的房价比1933年增长了1275倍。[ 《上海房地产志》编纂委员会：《上海房地产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76页。]

2、缺房的上海工人阶级

解放前，基于全市住房紧张，面临严重“房荒”的局面，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就更为严重了。工人阶级的收入低，处于社会最底层，这便使得这一群体的住房困境尤为突出。当时的上海，“一面是高楼大厦，资本主义式的建设；一面是贫民窟，破落肮脏，既无卫生可言，又无道路设备”。而贫民窟的那一面，正是“上海人口最多的劳动人民居住区”[ 《上海市人民政府一九五零年工作总结》（1951年4月12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上海市党代会、人代会文件选编（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75页。]。时任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在1951年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所作的这段描述，是对解放前上海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住房情况的真实写照。

据上海解放前的统计，上海职工中有超过26万人缺少住房，如果连带家属则共约105万人缺房。在不同行业中，建筑业职工人均只有2.14平方米的住房；工业、邮电等行业的职工也都在全市平均线之下，而工业部门中搪瓷业、商业部门中化工和交通运输业职工人均住房更少，只有1平方米左右。[ 《上海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通志（第9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6380页。]

在解放前，由于住房的紧缺和房价的高企，对于失去了农村的土地和房屋，在上海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来说，仅仅依靠微薄的工资收入，想要购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几无可能的事情。租住房屋，成为工人群体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途径，据1930年代的统计，上海工人中的90%以上居住在租来的房屋中。一些福利较好的工厂，也会准备一些租金低廉的“工房”、宿舍租给工人居住。但这其中还有相当部分因为房源有限，只会租给工头、领班等重要职员，普通工人则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 宋钻友等：《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79页。]但即使住到工房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些工房普遍居住环境恶劣。在夏衍的纪实文学作品《包身工》中，就以“鸽子笼”来形容包身工居住的纱厂的工房，并且在文中几次写到这些工房拥挤不堪以及肮脏、不卫生的情况。

而有的工人因为没有工厂提供的宿舍或者工房，只能租住在各种质量不一的房屋中。因为收入低，能用于租房的支出就少。同时，上海的房租又随着房价的增长和严重的通货膨胀而变得奇高，加之当时普遍存在的“二房东”扰乱了市场，层层盘剥。所以，工人租住的房屋往往质量很差，面积很小，最为困苦的只能住在草棚里。即使收入一般的工人家庭，通常也只能一家人挤在一间房间里。这样的居住条件，使得房屋仅仅只能提供“一席之地以供睡眠”的功能，而这种过于拥挤的状况，使得居住在其中的工人及其家庭要承受很大的困难，“污秽、疾病、不道德和犯罪只是其中不可避免的几种罢了”。[ 刘明达、唐玉良：《中国工人运动史》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2页，转引自宋钻友等：《上海工人生活研究（1843-1949）》，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82页。]

所以，正是解放前的旧上海遗留下严重的住房问题，使得解放初期的上海面临的住房问题尤为严重，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住房问题更为突出、紧迫，亟待解决。

二、建设工人新村，为解决工人住房问题而提出的设想

为解决上海市民面临的巨大住房困难问题，从解放伊始，市委、市政府就指令有关部门开始了相关工作，以改善市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住房条件。一方面，清理、整治和维修旧有住房以及居民区道路、上下水等附属公共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则开始计划和提出新建住宅，也就是后来兴建工人新村的设想。

（一）工人新村名称的由来

“工人新村”作为一个专有名词，是随着本文将要述及的“曹杨新村”的建成而产生的。从字面上看，其包含两个部分，一是工人，二是新村。就主语“新村”而言，它原是一个舶来语，指“现代城市社区”，在20世纪初被引入中国，其背后所附带的“新村主义”，则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革命家。[ 丁桂节：《工人新村：“永远的幸福生活”》，博士论文，同济大学，2008年。]当位于曹杨的这一批住房建成后，即被命名为“曹杨新村”，而这种以所在地为定语，以“新村”为主语的命名方式，也成为了此后几批住宅的命名方式。其取义就是为了表明这些住房是不同于过去的住房，其所构成的也是新型的社区。

“工人”一词作为定语，则体现了这些“新村”的特殊性。这些“新村”属于“工人”这一群体。而从实际来看也确实如此。这批新村从建设之初，就以解决工人的住房问题为目标，所以，在曹杨新村建成命名前，也被称为“工人宿舍”[ 《拟定普陀区曹杨村工人宿舍建设计划初步总结》，1951年，曹杨新村相关档案9号，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藏。]或者“工人住宅”[ 陈毅：《在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4月11日），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上海市党代会、人代会文件选编（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第167页。]。而建成后，这些新村里的住宅中的绝大部分也被分配给了工人及其家属，使之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工人新村”。

（二）提出建设工人设想的原因

上海提出建设工人新村的最直接原因就在于上海住房困难，而工人阶级因为其特殊性，住房情况更为恶劣。所以，仅仅依靠修缮、调剂旧有住房，根本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对于致力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市委、市政府对这一情况有着明确的认识，所以，新建房屋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必然途径，把新建的住房提供给工人居住又使这一问题的解决更具有针对性、有效性。

其次，因为住房建设耗费资源多，需投入大量资金以及人力、物力，加上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周期更长等特点，在解放初的上海，由社会力量来进行大规模的住房建设，几乎没有可能。特别对于私营工厂来说，解放前，虽然其中的一些建造了住宅或是宿舍供给工人居住，但数量太少，远远无法满足需求，解放初，这些工厂恢复生产尚且困难，再让它们投入资金建设供工人居住的住房，更是无能为力。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自然成为了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承担者。

再则，生产恢复，社会稳定之后，政府有能力去完成这一工作。经过一年多近两年的恢复，到1951年上半年时，上海的各项工作开始趋于正常，生产得到恢复，基本达到甚至超过解放前的最高水平，亏空已久的财政也开始逐渐好转，有了一定资金可以用来发展生产以及改善民生。特别对于兴建住房这样的工作而言，必须要有足够的物质保障。同时，留用的旧人员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府也渡过了最初的磨合阶段，一些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旧人员经过思想教育，开始变得更为积极主动，其后具体负责工人新村建设的市工务局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人员，甚至包括局长赵祖康在内的一批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而原本没有城市工作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也开始逐步了解城市工作的特点。这使得政府在推动大规模建设过程中，有了足够的人员保障，兴建工人新村的工作也是如此。

（三）提出设想的过程

基于以上原因，1950年时市政府工务局就提出了在1951年筹建平民住宅的计划，并由其下属的都市计划研究委员会讨论了这一计划。汪定曾、王金鳌等一批建筑、规划专家组成的都市计划研究委员会对计划进行了充分的讨论。过程中，针对这些住宅是供“工人阶级及一般必须在本市生活之贫民居住”，提出将这些住宅建造在“距工厂区不应太远”，又“以近郊为宜”等卓有见地的设想。[ 《拟建平民住宅及拟辟小型工业工业区座谈会记录》，1950年，B257-120-157，上海市档案馆藏。]但也考虑到条件有限，经济尚未恢复正常，资金等方面都无法落实，故未必能立即付诸行动。但时隔不久，这一计划就得以被明确下来，并最终实现。

就全国而言，上海并不是唯一面对这一问题的城市，北京等地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有鉴于此，中央要求各地着手解决城市住房问题。1951年2月，毛泽东就北京的住房问题做出批示，要求各地“必须有计划地建筑新房，修理旧房，满足人民的需要”[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139页。]。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立即响应了这一指示精神，开始着手准备兴建工人住宅，以解决上海市民的住房问题。

1951年，在各项条件成熟之后，上海市明确提出了兴建工人新村以改善工人住房条件的设想。是年4月，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在会上，时任市长陈毅提出：“有重点的修理和建设工人住宅”的设想，“以改进工厂及工人居住区的条件。” [ 陈毅：《在上海市第二届第二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4月11日），《上海市党代会、人代会文件选编（下册）》，第167页。以下两段引文的出处同此处。]

这一设想包含两层信息，一是要兴建住宅，二是这些住宅主要供给对象是“工人”，也就是兴建新住宅目的就是为了改善工人的住房条件。这也符合当时市政建设为“为生产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并且是首先是为工人阶级服务”这个总方针的。

当然，陈毅同时也强调由于财政上的困难，所以不能“百废俱兴，全面开展”，而是要“重点建设，一般维持”。这也明确了，因为资金和资源有限，不可能将兴建工人住宅的工程在全市铺开，只能有重点地进行。这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好高骛远，一味求大。实际上，后来工人新村的建设也正是按照以上的设想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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