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的记忆——致中国读者
《世界的暴烈呼吸》的故事发生在阿根廷。小说开始于1976年，也就是国内最后一次军事独裁开始的那一年。主人公艾米莉亚·达帕达是一个五岁的女孩，与她的母亲住在郊外的小镇上，直到一个7月的凌晨，在那个冬天最寒冷的一天，镇压者破门而入绑架了她的母亲，把幼小的艾米莉亚独自留在空荡荡的家中，留在一个没有法律的国度里。
这个故事是虚构的，也就是说，我的写作并非基于任何证词。然而我必须承认，如果之前没有写过《以我之名——恢复身份的故事》——在这本书中，我采访了五位出生在秘密羁押中心以及（或者）于幼时失踪、后来被非法领养的当事人，我将无法写出现在这本小说。痛不欲生的亲人们质问这些婴儿在哪里，并行动起来寻找他们。他们还活着吗？谁在抚养他们？如何抚养？对于失踪的孩子和婴儿，镇压者使用了与绑架成年人相同的邪恶逻辑：让他们的身体消失。他们也让出生记录消失，伪造各种证明和文件。1977年，妇女们（如今，她们的组织名为“五月广场祖母”）继续向军人、主教和法官们抗议，要求找回自己的孙辈。通过亲人们四十多年的寻找和“五月广场祖母”的不懈工作，今天，共计有一百三十名在童年失踪、成长于非法领养家庭的人士已被找到，他们恢复了真实的身份，并找回了自己的历史。
叙事与记忆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们是否仅仅讲述自己记得的事？我们只是为了不要忘却而讲述吗？还是说这两者是同一件事？我们是为了理解记得的事情而讲述吗？我们如何回到过去，又如何在叙述过去时回到过去？
艾米莉亚被抛向了一场在瞬间失去一切的经历，她被迫忘记自己的来历，忘记她所有的过去。她小小的身体感受着一种无法度量的痛苦。艾米莉亚失去了她的妈妈和她的爸爸，还有她的祖母。她失去了玩具，家庭照片，父母唱给她的歌，穿过的衣服。
感谢上海作家协会的资助，令我于2016年在中国生活了两个月。我带着《世界的暴烈呼吸》的初稿来到中国，计划利用在华停留的时间完成对本书的修改。在这里，在与中国同事的交谈中，我得知阿根廷失踪儿童的话题——我们历史中如此悲伤的一页——总体上在中国并不为人所知。因此，得知我的小说将在中国出版，我倍感欣慰。
这个故事也与个体记忆和社会记忆有关。保存和遗忘，记忆和忽略。在记忆构建自身的同时，它会扩展，会自我调整，越来越精确，也会自我修改。在完成自己的工作时，记忆并不会固化，也不会停滞。记忆流动，寻找，带来，带去。记忆是一种孜孜不倦的建设，永不停息。
阿根廷独裁统治操纵了社会的恐惧，留下了沉默、审查和自我审查的痕迹。本书所讲述的故事，发生在一个不可能被讲述的时期。在那时，对某些事实的讲述是一种危险，决定讲出实情的人，无一不冒着生命危险。
随着我们开始在中小学课堂、大学、工厂、图书馆、广场、我们家里的私密氛围、甚至其他国家讲述这些故事，我们也会建构社会记忆。为了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们讲述，带着故事可以成为一种工具的期望，期望它能帮助我们找到至今仍下落不明的近四百个孩子——现在他们已是不惑之年的女人和男人。我们也期待叙事能够找回声音，存在，以及体量。
记忆是一种需要。无论是生活，还是将过去带在我们身边，记忆都是不可或缺的。叙述是记忆的工具之一。在令一个宇宙运行的同时，通过叙述，我们向过去提出问题；与此同时，过去也在审视着我们。
建构记忆的练习会解除遗忘症，减轻麻木。静止不动的记忆会打破由历史编织成的故事，成为一种病态。与之相反，当记忆起作用时，它是动态的，关心它本身的颤抖，它会震动，激荡，坦承，追问，提出疑问，再次确认，走遍不同的地方，阅读资料。
记忆是充满活力的，它从一处到另一处，感到不安，加速运转，改变自己的节奏，靠近，保持距离，回归地点、人们、物品和文字。
记忆流动，点亮自己，变暗，又重新点燃自己，给予我们更多的生命。
安赫拉·普拉德利
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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