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传_冯至_9787532795765_北京中凯新特文化有限公司

冯至是当代著名的诗人、翻译家、学者及教育家，《杜甫传》写作始于1946年，历时三年完成，译介到日、俄等国。是他以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的现代诗人之心去理解和体悟诗圣杜甫的诗人之心；是他以杜诗为根据，诗史互证地还原了杜甫的一生，用一个现代人的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描绘出一个唐代的杜甫。
本书附有冯至撰写的《人间要好诗》《纪念伟大的诗人杜甫》《论诗和他的遭遇》，并由复旦大学博导、辞海编委、中国古典文学分科主编骆玉明教授撰写导读，收入权威学者撰写的六首杜诗赏析。

导读：冯至与杜甫的相遇

骆玉明
夜间随意翻书，读到杜甫《自京赶奉先咏怀》，突然被霜严衣带断，指直不得结两句诗惊住了。从前没有特别注意它。此刻，隔着差不多一千五百年的时光，我好像看见那个瘦弱的中年文人走在冬季的寒夜里，他穿着旧的衣衫，衣带不牢靠，断裂开了。冰凉的风吹进怀里，他一定要把这根断了的衣带打上结。可是手指冻得僵硬，怎么也打不好。他反复打那个结，在深夜的寒风里颤抖着，一副很笨拙的样子。
这是天宝十四四载（755），杜甫旅食京城十年，谋求仕宦的机会。他做过各种努力，他很羞愧，而终于得到一个看管军用品仓库的官职。他离长安赴奉先（陕西蒲城）探望寄居在那里的家人。他经过骊山脚下。骊山上有皇帝的行宫，那里有温泉，有美人和音乐，有奢华的酒宴和快乐的嬉笑。但这是所谓盛唐的尽头，民间凋零而悲苦。走来路上，杜甫见到了什么呢？将枯的行尸，虚渺的哀吟？杜甫不再想他的衣带，一个声音从他心底里冲出来，它的震撼在中国历史上永不断绝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唐代三位富于创造性的大诗人，李白、王维、杜甫，有人分别将之称为诗仙、诗佛、诗圣，因为他们的诗分别体现着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家、释家、儒家三个思想系统的人生精神。读诗的人各有所好，一定要分判高下也很无谓。但区别还是可以说。仙和佛都是求解脱的，李白的轻快飞扬，王维的清静淡远，都很优美而令人神往。从诗境而言，他们的脚不是踩在泥泞之中的，那会令人不能很好地唱歌。
儒者却不是。严肃的儒者走过被血泪浸染的土地，不能不凝视世间的苦难，拿这苦难锻打诗句，拿这诗句敲击人心。《自京赶奉先咏怀》是杜甫回到家以后写成的，他到家遇到的第一件事是最小的孩子因为饥饿而夭折了。大多数人都经不起这样的冲击，更少有人能够从自身的痛苦中挣扎出来，去看广大的人世。但是杜甫看到和想到的比我们要多。他说自己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享有不缴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如果这样的家庭尚且难以为生，那么身份更低下的贫民呢？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那些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他的忧患悲苦此时变得分外浓重，弥漫于天地之间。
罗素曾经说过一句话：如果不设定上帝的存在，人们将无从讨论生命意义的问题。对于宗教文化而言，这样说是不错的。但中国是一种非宗教类型的文化，宗教对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影响有限。那么，中国的古人如何理解所谓生命意义的问题呢？我们可以看到儒者给出了一种回答。
在孔子的学说里，仁是一个核心概念。仁可以指具体的德行，譬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譬如仁者爱人……同时，仁也具有一种抽象性：仁是全德，或者说德性的完成。在这种思想系统里，生命意义的问题也得到了回答：追求德性的完成。而仁作为一种道德力量，它同时必须体现为对政治责任的承担；儒者试图通过施仁政来治国平天下，相信可以由此使社会趋于良善，直至达成理想。
但是政治总是要通过权力来实施，而权力和幽暗的人性融合在一起，总是变得贪婪而凶残。这时候，仁义很容易成为权力的装饰品，成为涂抹在血腥之上的好看的辞藻。这时候，儒者倘若依然抱守高洁的信念，他们的生命姿态就会显得迂腐而笨拙。杜甫就是这种典型范例。
三吏三别写尽了战争带给人民的苦难。那是唐王朝在安史叛军的打击下挣扎自救的战争，而成功的代价则是人民的牺牲。作为唐王朝的官员，把这样的战争描述为正义是理所当然的，杜甫也据此对走向牺牲的人民发出了抚慰。但是，面对人民在无穷尽的苦难中看不到生路的事实，他没有办法掉头不顾，也没有办法拿王朝的大义来遮掩死亡。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是《潼关吏》悲从军的少年；幸有牙齿存，所悲骨肉干，这是《垂老别》悲从军的老者。他的声音悲愤而嘶哑，这使得他的抚慰显得笨拙而勉强。笨拙是因为杜甫心中的仁爱深厚而执着，使他不懂得取巧。也正因此，他的声音才能穿透历史，捶击一切有可能变得麻木的心灵。
甚至杜甫的死都显得笨拙。关于李白之死，传说是他醉酒后投水捕月而溺亡，这个故事表述了人们对李白的理解：如果他将生命结束在病床上，就玷污了谪仙人的名号。而关于杜甫之死，史书上是这样记载的：杜甫晚岁乘舟漂泊在湖南，在经过耒阳时，被涨水所阻，多日不得食。耒阳聂县令送来白酒和牛肉，杜甫饱食后一夕而卒。这个死亡的姿态让人感觉不好看，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它是否属实暂且不论，但确实描绘出杜甫潦倒落魄的人生末路。这个衰老多病、被人遗忘的舟中孤客，他嘲笑自己不过是乾坤一腐儒，但到了最后的日子依然忧念天下，这个浊乱的世界不可能让他死得优雅。
要说谁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大概选杜甫的人会多一些，只是要达成共识很难。但要说谁是最值得怀念的诗人，我想只有杜甫吧。他的诚实、敏感、多情与才华，都是不可思议的；他永远相信自己有爱的力量，不肯漠视世间的一切不幸与不公，尤其不可思议。他几乎让所有人都感到惭愧。
人们也一直在怀念他。杜诗号称千家注，历来拥有最多的研究者。但一直缺乏关于杜甫的优秀的传记。新旧《唐书》的杜甫传不仅简陋，而且有不少错误。诗人冯至感觉这是不应该的，遂自觉承担起撰写第一部现代的《杜甫传》的责任。这部书稿从1951年初开始连载于《新观察》杂志，至195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冯至曾经是鲁迅的学生，是一位重要的现代诗人，鲁迅称赞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1936）。同时，他也是杰出的德语文学翻译家与研究者。而《杜甫传》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又是一部体现出极好的文学趣味与学术涵养的佳作。冯至曾经说及对他影响最大的诗人，是杜甫、歌德、里尔克，在他身上，体现了中西文化近乎完美的结合。
作为乱离时代的歌者，杜甫羸弱、穷困、潦倒，晚年常常是衣衫褴褛，步履艰难。但是他拥有不可想象的精神力量。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这种热是中国文化的生命热能，它能够穿透历史，让陷于动荡与苦难的人们感受到温情与希望的存在。儒家从孟子开始说人皆可以为圣人，这有一种把对多数人的道德期待提升太高的危险。但杜甫跟我们不一样。在他身上确实有一种从苦难中超升而近乎宗教的神圣光芒。而冯至说到他关心杜甫，就是始于七七事变后携家人随校从上海辗转内迁，经历颠沛流离的行程。他那时写下一首诗：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在《杜甫和我们的时代》一文中，冯至更清楚地写道：
……抗战以来，无人不直接或间接地尝到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带来的痛苦，这时再打开杜诗来读，因为亲身的体验，自然更能深一层地认识。杜诗里的字字都是真实：写征役之苦，三吏、三别是最被人称道的；写赋敛之繁，《枯棕》、《客从南溟来》诸诗最为沉痛；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是流亡者的心境；安得广厦千万间……谁读到这里不感到杜甫的博大呢；由于贫富过分的悬殊而产生的不平在无贵贱不悲，无富贫亦足这两句里写得多么有力；丧乱死多门，是一个缺乏组织力的民族在战时所遭逢的必然的命运。这还不够，命运还使杜甫有一次陷入贼中，因此而产生了《悲陈陶》、《悲青坂》、《春望》诸诗，这正是沦陷区里人民的血泪，同时他又替我们想象出，一旦胜利了，那些被敌人摧残过的人民必定快乐得家家卖钗钏，只待献香醪。
抗战时代的艰难使很多人想起杜甫，也让冯至这位现代诗人和杜甫走到了一起。为什么倾心于杜甫？冯至告诉我们：一是因为一遇变乱，人民所蒙受的痛苦与杜甫的时代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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