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以政府所有或控制的界定方法逐渐达成共识，而且政府对企业非基于所有权益的控制也逐渐获得认同。而这一国有企业定义所界定的政府行为边界可能既是过度的，也是不足的。为使国有企业条款的适用范围更具可预期性，未来国有企业定义中应进一步明确政府控制，并对例外作出更为一致的规定。
第二，国有企业的双重属性，即公共属性与商业属性，是国有企业监管的难题所在。国有企业非歧视待遇条款中所设义务属于准政府义务、市场管理者义务，国有企业商业考虑条款中的义务则属于市场参与者需要遵守的义务。在商业活动中同时遵守两种义务可能会引发相互矛盾的行为。国有企业非歧视待遇与商业考虑条款为双重属性的国有企业参与商业活动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监管方法，也确实对国有企业参与商业活动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非商业援助条款区别对待以国有企业作为接受者的补贴与以私营企业作为接受者的补贴，缺乏合理性与经济学理论支持。非商业援助条款中对补贴专向性的判断与补贴中立也存在偏差。未来的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规则应捕捉那些真正因政府所有权或控制权而授予国有企业的补贴，并充分考虑国有企业可能承担的政策目标。
第四，中国应秉承多边协商、大小国家平等、规则导向等基本原则，主动参与国有企业条款谈判文本：提出符合国情的国有企业定义；善用例外排除特定国有企业；总体上接受国有企业非歧视待遇与商业考虑条款；推动行为区分型公共机构认定标准、反对国有企业补贴专向性测试、严格限制补贴利益外部基准的适用等与国有企业相关补贴条款。
书单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