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代人不断意识到，女性的经济角色正在经历重大变化。美国女性进入职场的比例超过了60%，几乎一半的劳动力是女性，超过50%的新生儿母亲在一年内就重返工作岗位。女性医生、律师和从事其他专门职业的女性比例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女性中有人驾驶公交车，也有人在建筑工地工作；有人竞选副总统，还有人竞选总统。关于女性就业发生巨大变化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实际上，19世纪中期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声称女性的经济地位即将发生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本书探讨了美国女性经济史持续演变的过程，这一过程使许多代人相信，她们正处于经济地位的转折点。尽管人们普遍认为过去几乎没有什么重大且有意义的变化，但我的研究表明，过去几代人的经历已经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此外，我也探讨了工作场所中性别差异依然顽固的原因。在劳动力市场上，女性工作的发展变化是独特的，它不能像大多数其他经济变量那样被理解为对经济因素做出反应的孤立过程。相反，对于每位女性来说，参与劳动力市场与家庭和社会化过程紧密相连，并通过生命周期将每个女性的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因此，本书本质上是跨学科研究。
对于每一代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明显矛盾的看法，我给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经济领域的重大进步是几代人共同取得的女性就业人数增加了，收入提高了，她们从事的职业也更加多样。然而，尽管取得了这些进步，社会和工作场所的性别差异却消失得很缓慢。例如，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轻女性从制造业转向办公室工作，这一转变对她们未来几十年的就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文书工作很快就女性化了，而且大多数都是没有晋升前途、带有偏见的女性职位。后人将办公室工作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而非进步联系在一起。因此，每一代人都认为自己的时代在经历重大而有意义的变化方面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过去的变化几乎没产生太大的影响。
经济学家通常是所有社会科学家中最保守的，但长期以来他们对女性参与劳动力市场以及在薪酬和职业方面的性别差异感兴趣，这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惊讶。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们关注并一直研究（每天）工作时间、（每年）工作天数和工作年限的决定因素。当然，他们研究的重点是女性，女性一生的工作历程比男性包含更多的变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经济学家将注意力转向了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原因，以及这些变化与20世纪20年代以来生育率大幅波动之间的关系。最近，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男女在收入和职业方面存在差异的原因，以及立法等因素在近期缩小性别差异中的作用。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讨论了女性经济史中更进步、更平等的方面。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学家强调了社会和经济领域性别差异的稳定性，经济和政治领域为平等而进行的频繁斗争，以及杰出女性过去取得的成就。2那些了解历史的人都意识到，这个过程是非常漫长的。
因此，历史学家强调了平等的障碍，以及市场强化父权社会性别差异的方式。经济学家则展示了经济进步是如何促进平等的，并主张竞争性市场会改善而不是加剧社会偏见的后果。就像所有时代一样，历史学和经济学这两门学科可能都是正确的：女性在经济中的角色发生了有意义的改变，但性别差异却保持不变。
我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开始这项研究，但在研究结束时，我更深刻地认识到，遥远的过去是如何影响现在的，规范和期望是如何阻碍变革的，歧视是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存在的，以及持续变革是如何发生的。在这本书中，我对于在女性经济史的连续性和变化之间适当保持平衡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在研究的最后，我意识到，我只能解决这段复杂历史中的一些悖论，理解这段复杂历史中的一些矛盾。的确，正是因为巨大的复杂性，才需要持续研究女性在美国经济中不断变化的角色。
这项研究花费的时间比我最初设想的要长得多。最初的一个复杂问题是许多关键变量缺乏证据，没有关于女性劳动力的一致性时间序列，女性与男性收入的比率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有数据，而且关于工作经验、工作时间和工资等变量的历史数据也很少。我很快意识到，要想了解美国女性的经济史，必须建立起各种各样的数据序列。档案资料、州和联邦报告、城市和商业目录、人口普查手稿以及其他各种资料使我能够汇集得出劳动力、工作经验、收入、工作时间、兼职工作、教育和生育率等方面的时间序列。
我对1890年至今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进行了彻底的重新整理，得出了一个一致的时间序列。但由于生产重心从家庭转移到市场，而且由于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规模被低估了，因此我还补充整理了1890年前后的女性劳动力数据。我利用制造业人口普查的手稿讨论了单身女性有偿劳动的起源，并用城市和商业目录研究了18世纪末女性的工作情况。由于劳动参与率的概念无法产生对理解女性经济地位至关重要的工作经验的衡量标准，我从纵向研究中寻求证据。但是，唯一现成的时间序列数据涵盖的时间太短了。幸运的是，我在美国国家档案馆找到了我需要的记录 一项对1880年至1915年出生的女性的工作史的大规模调查。
这些调查的结果产生了对美国女性工作的新看法。对劳动参与率的更全面衡量表明，女性劳动参与率可能在其显著上升之前的某个时段出现了下降。甚至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城市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很高。也许最令人惊讶的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已婚职业女性的平均工作经验几乎没有增加，但即使在劳动参与率很低的时候，她们的工作经验也是相当丰富的。
接下来，我转向了一项关于收入和职业性别差异的研究，并着手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女性和男性收入的时间序列回溯到19世纪初。我从各种档案和出版的资料中拼接出了一个工资序列，证明了美国历史上有两次女性与男性收入比率的显著提高，一次是在美国工业革命期间，另一次是在20世纪初。自1981年以来，这一比率也出现了显著上升，在未来可能会被认为是性别收入差距缩小的第三个时期。经研究发现，在美国历史上，女性与男性收入之比在几个时期都有所上升，这一发现推翻了通常的假设，即女性与男性收入之比在过去就如同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一样保持不变。
考虑到女性经济地位的两个变化劳动参与率和工资水平的变化， 我开始研究导致这两个变化的原因。经济发展过程的各种特征极大地改变了女性的经济地位。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教育程度提升、文书工作和销售等行业的发展以及工作时间的缩短。生育率的长期下降及其对不同群体的周期性影响，以及家庭生产方面的一系列众所周知的进步，同样改变了女性的就业状况。虽然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主要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提高的先决条件在1900年至1930年之间就已经具备。
在男女收入存在差异的情况下，究竟是男女之间固有的差异造成的，还是说因为存在一种被称为工资歧视的现象？3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表的各种州和联邦报告中关于制造业的职业数据表明，男女之间的收入和职业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且工人的生产特征也有很大的差异。但20世纪后期发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即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女性和男性工人的生产特征开始趋同，但收入却并未如此。人们可以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中的美国劳工部妇女事务局简报里关于原始个人层面的信息来探究工资歧视的起源。公司层面的信息表明，公司的政策限制了女性进入特定的岗位。公司存在不雇用男性和不雇用女性的岗位。此外，许多公司解雇已婚在职女性，更多的公司不雇用已婚女性。在我们当前的诉讼环境中，这样的确凿证据是相当不寻常的。但在1940年的样本中，数百家公司的高管往往对他们采取的雇用政策沾沾自喜，因为这些政策不仅使公司利润最大化，而且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一致。
工资歧视和公司层面的政策将女性排除在某些岗位之外，以及将已婚女性排除在许多类型的工作之外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大多数女性在结婚后就退出了劳动力市场，而那些被认为适合所有女性的工作也适合大多数人。其中的复杂性还涉及社会共识、规范和偏见的影响，这些因素又因政策的影响而进一步强化。即使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也存在，因为它得到了各种规范的支持，这些规范限制了男女工人和雇主的行为。
过去对现在的影响方式同样妨碍了性别政治经济的实质性变革。回顾20世纪初，女性劳动力群体被视为一个年轻的、处于过渡阶段的、易于被剥削的群体，同时亦受到社会改革者的关注，被认为需要特殊保护。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女性劳动力逐渐变得更为成熟，就业更加稳定，且受剥削的风险也相对降低，但20世纪初期所颁布的保护性立法却对后来至少半个世纪内实现真正平等的立法进程造成了阻碍。
本书每个章节中的许多观点和数据都来源于18篇已发表的论文（其中4篇有合著者），参考文献中也列出了我的工作论文。本书附录描述了我多年来在研究工作中汇编的11个定量数据集（和1个定性来源）。如果没有各个机构的支持，我是不可能完成这些论文的撰写和数据的汇编的。
宾夕法尼亚大学给我提供了几段相当宽裕的假期。第一段是1982年至1983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度过的，本书中的许多想法都是在那段时间里最初形成的。五年后，我在普林斯顿大学劳资关系处（IRS）完成了本书的初稿。1987年至1988年，我获得了古根海姆奖学金，休假期间就住在古根海姆。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了我对女性劳动力演变的研究。梅隆基金会对宾夕法尼亚大学PARSS项目的资助支持了几名研究生，他们的研究工作补充了我的研究成果。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资助了美国国家档案馆对美国劳工部妇女事务局各种资料的缩微拍摄。国家档案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工业和社会部门的杰里·赫斯（Jerry Hess）和杰里·克拉克（Jerry Clark），多年来友好而高效地满足了我的许多要求。我感谢所有这些机构和个人的慷慨支持和帮助。
很多研究助理都参与了这个研究，我很感谢他们所有人。娜嘉·扎洛卡尔（Nadja Zalokar）是第一批让我多年来一直依赖的劳动力估算留下细致笔记的人之一；罗伯特·惠普尔斯（Robert Whaples）对工时数据进行了研究；朱迪丝·亨特（Judith Hunter）协助我做了1790年至1860年的项目；凯西·斯尼德（Kathy Snead）通过PARSS项目的资助，选择了1957年至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调查作为他的论文；劳拉·亨通（Laura Huntoon） 和丹尼尔·金尼（Daniel Kinney） 帮他做了无数最后的杂务。
我的同事们对我的工作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我谨向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 ）和罗伯特·玛欧 （Robert Margo） 表示衷心的感谢，他们对整个手稿给出了意见。我还要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杰里·贝尔曼（Jere Behrman）、杰里·雅各布斯（Jerry Jacobs）、林恩·利斯（Lynn Lees）、沃尔特·利希特（Walter Licht）、珍妮丝·马登（Janice Madden）、安·米勒（Ann Miller）、罗伯特·波拉克（Robert Pollak）、保罗·陶布曼（Paul Taubman）和苏珊·沃特金斯（Susan Watkins），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的同事约书亚·安格里斯特（Joshua Angrist）、奥利·奥森菲尔特（Orley Ashenfelter）、凯文·巴里（Kevin Barry）、德韦恩·本杰明（Dwayne Benjamin）、贝琪·布兰克（Becky Blank）、戴维·卡德（David Card）、安·凯斯（Ann Case ）、艾伦·克鲁格（Alan Krueger）、彼得·库恩（Peter Kuhn）、珍妮特（·尼林）·柯里［Janet （Neelin）Currie］、莎伦·史密斯（Sharon Smith）和理查德·莱斯特（Richard Lester），莱斯特向我讲述了他在妇女地位总统委员会的任职经历。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暑期研究所的参与者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彼得·林德特（Peter Lindert）、克莱恩·蒲伯（Clayne Pope）、肯尼思·索科洛夫（Kenneth Sokoloff）（他也是本书的合著者）、理查德·萨奇（Richard Sutch） 和彼得·特明（Peter Temin ）对一些早期版本的章节给予了评论。还有许多人分享了他们自己的研究和数据，并提出了有益的建议。我无法记住他们所有人的名字，但就我记忆所及，这些人包括杰里米·阿塔克（Jeremy Atack）、芭芭拉·伯格曼（Barbara Bergmann）、弗朗辛·布劳（Francine Blau）、戴维·巴法姆（David Buffum）、苏珊·卡特（Susan Carter）、萨姆·科恩（Sam Cohn）、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斯特凡诺·菲诺阿尔特亚（Stefano Fenoaltea）、兰迪·菲勒（Randy Filer）、南希·福尔布雷（Nancy Folbre）、杰拉尔德·弗里德曼（Gerald Friedman）、迈克尔·海恩斯 （Michael Haines）、詹姆斯·赫克曼（James Heckman ）、M.安·希尔（M. Ann Hill ）、琳达·科伯（Linda Kerber）、迈克尔·利兹（Michael Leeds），琼·奥尼尔（June ONeill），伊丽莎白·普莱克（Elizabeth Pleck），索尔·波拉切克 （Sol Polachek） 和埃丽斯·罗特拉（Elyce Rotella）。感谢他们所有人。
罗伯特·威廉·福格尔（Robert William Fogel）一直是我的导师，他从研究一开始就鼓励我写一本篇幅长的书稿。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曾是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他给予了他自己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创作思路上的指导。该研究恰逢我历时四年担任《经济史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编辑的时期；而且，如果没有一位最能干的助理编辑卡萝尔·佩特拉蒂斯 （Carol Petratis），我在这段任期内永远无法完成任何研究。卡萝尔还以她敏锐的眼光、善解人意的头脑和敏感的天性，像编辑《华尔街日报》一样编辑了我的手稿。塞利格·L.塞切尔（Selig L. Sechzer）阅读了部分手稿，更多的时候，他是在倾听我的那些粗浅鄙陋的想法。在这本书的创作过程中，他与我分享了很多，感谢他的耐心和理解。
所有的研究都必须有一个结束的时刻，至少要留出足够的时间来把收集到的资料汇编成书。在我开展研究的过程中，又发布了不少新的数据资料，面我没有来得及在本书中对这些数据加以利用。最近发布的1910年人口普查的公共使用样本将填补第二章的许多空白；1940年的人口普查的样本可以用于第五章；安·米勒 （Ann Miller）刚刚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发现的格拉迪斯·帕尔默（Gladys Palmer）于1954年对1940年至1950年间工作流动性所做研究的原始时间表，将有助于解决第五章中讨论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所起的作用。本书中的各种统计数据与之前许多文章中的统计数据有所不同，发现了之前少许的错误，并采用了新的方法。希望将来会有人利用这些数据资料和其他数据资料开展进一步研究，来支持或取代我的结论。这正是学术耕耘的意义所在。
克劳迪娅·戈尔丁
美国费城
198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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