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痼疾: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如何改变医学_[美]吉姆?唐斯著，孙艳萍译_9787543236417

殖民帝国组建了庞大的官僚机构，从一份份死亡报告中绘制出瘟疫扩散的地图。
国际奴隶贸易开辟了一条通道，使医疗知识通过非洲奴隶被禁锢的身躯传播。
军队营地及战地医院中的死伤，促进了卫生作为一种健康实践的发展。
当今的流行病学工具，其根源可追溯至殖民地人口、被奴役的非洲人、战时伤亡人员和战俘，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成为消失在档案中的无名幽灵，被理论与统计数据所替代。
本书致力于拨云见日，让那些推动了流行病学发展的人重现于世。

这艘船从非洲西海岸出发，已经航行了一天多。他所能听到的，只有不知所云的外语、海水拍打船体的声音、从甲板下传来的惨叫、吹动船帆驶向美洲的风声。他所能看到的，只有天空。
他本来只是与一位酋长发生了争执，这位酋长出于报复，指控他施行巫术。然后，他和家人被这位酋长卖为奴隶，从加纳被带往新大陆。但他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因此，当船上的船员过来用豆子、大米、油和胡椒制成的黏性糊状物投喂这些被奴役的非洲人时，他没有抬起头来对着悬在他头顶的勺子张开嘴。一名船员说，他拒绝所有食物。不知通过何种途径，他弄到了一把刀。接下来，在一次终极反抗中，他割开自己的喉咙，宁死也不愿在美洲被奴役。
船员们注意到他浑身是血，于是通知船上的外科医生托马斯特罗特（Thomas Trotter），后者缝合了他的伤口，并在他的脖子上包扎了绷带。那天晚上，那人撕开了绷带。他用力拉扯缝线，试图将它们从皮肤上拽下来。他扯掉了所有的缝线。然后，他把指甲掐进脖子的另一侧，在皮肤上划开了一个破洞。他的指甲变红，血流不止。
第二天早上，船员们发现了他，他还活着。他们把他拖到甲板上。他还能说话，大声宣布，他永远不会与白人为伍。然后，他变得语无伦次，满怀希望地望着天空。船员们再次捆住他的手，并试图强迫他咽下食物，但他拒绝进食，8天到10天后，他死了。他的名字不为人知。关于他生活的其他细节也没有流传下来。我们不知道他的家人是否也在船上目睹了他的自残行为。
几十年后的1839年，伦敦医生罗伯特邓达斯汤姆森（Robert Dundas Thomson）在英国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Lancet）上叙述了这个死在运奴船上的无名氏的故事。汤姆森本人并没有见过这个人。18世纪90年代，在特罗特向国会就奴隶贸易问题作证时讲述了这个故事，汤姆森在他的文章中加以转述。汤姆森用这个故事作为几个例证之一，来确定一个人在不进食的情况下能活多久。他虽然承认这件事很残酷，但并不关心别人的死活。他虽然详细叙述了这个故事，但并不关心奴隶贸易。汤姆森在意的是，这名被奴役的非洲人在没有进食的情况下活了一个多星期。
除了这个被奴役的人的故事，汤姆森还报告了其他案例研究，以证明营养不良会导致疾病，并记录了人在不进食的情况下可以活多久，他将这种情况称为断食（inedia）。汤姆森还引用了另外两个关于奴隶贸易的报道：他写了一个被奴役的非洲男性，当船员试图用金属工具撬开他的嘴使其进食时，他牙关紧闭，绝食9天而亡；还讲了一个被捕获的非洲女人，因拒绝进食而遭鞭打，大约一个星期后死亡。汤姆森的结论是，在拥挤、不通风的环境中，非洲居民在不进食的情况下只能活10天。他从欧洲收集的案例研究表明，在更好的环境下，人能活更长时间。这些案例包罗万象，从伦敦的泥水匠到一群矿工，从一位怀孕的法国妇女到一位智力有缺陷的苏格兰男人（汤姆森的病人），后者仅靠水和少量啤酒就活了71 天。
虽然医生们借鉴病例进行研究广为人知，但很少有人认识到，奴隶贸易也为医生们提供了例子。汤姆森能使用从国际奴隶贸易中获得的例子，以便了解在不同条件下，人类在没有进食的情况下可以活多久。奴隶贸易使大批人处于拥挤环境中，导致疾病丛生，这为医生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它创造了人们拒绝进食的极端环境，促成了汤姆逊关于断食观点的出现。
汤姆森文章发表的年代恰值医学知识经历重要革命的年代。历史研究传统上将这些变革追溯到当时在伦敦、巴黎甚至纽约上演的医学辩论。本书将重点从这些城市转移到全世界爆发的流行病危机上，并认为，作为研究疾病在人口中的分布、传播和控制的医学分支，流行病学的发展不仅源于对欧洲城市中心的研究，还源于对于国际奴隶贸易、殖民主义、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的研究。尽管直到1850年，随着伦敦流行病学协会（Epidemi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的成立，流行病学（epidemiology）一词才得到官方认可，但流行病学思维，特别是创造各种方法追踪疾病的起因、传播和预防，很早就已出现。正如本书所示，军队医院和营地、运奴船和造成人口拥挤的大规模人口流动有助于医生看清疾病的传播，并通过对城市、监狱和医院的观察获取不同类别的信息。
当医生应对因国际奴隶贸易、殖民扩张和战争而爆发的医疗危机时，了解疾病的传播就变得特别紧迫。在治疗这些情况下出现的病患时，军医和殖民地医生形成了关于疾病起因、传播和预防的理论。大量人口的健康医学信息被集中起来并加以分析，与此同时，西方政府正在根据对生物学的新认识，建立对民众行使权力的机制。
本书揭示，奴隶制、殖民主义和战争在学术研究中往往是被分开阐述的，但从医学专业人士的角度来看，它们有共同的特点。这些事件产生了大量被俘人口。运奴船、种植园和战场创造了社会秩序，构建了能使医生观察疾病如何传播的环境，并促使他们调查导致疾病暴发的社会条件。1756年到1866年之间，这些场景在世界各地出现得越来越多，医学研究激增，由此促使流行病学出现。本书的开端讲述了1756 年英国驻印士兵在一座过度拥挤的牢房中丧生的故事，它成为整个医学界急需脱胎换骨式改造的试金石般的例子。本书以世界各国为查明1865年至1866年霍乱大流行所做的努力为结尾。
为了应对被奴役的非洲人、殖民地人民、士兵、穆斯林朝圣者和其他弱势群体中出现的医疗危机，医务人员制定了一套旨在预防未来流行病的做法。他们观察、记录并命名了这些医疗危机。他们计算了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他们评估了卫生状况，并对流行病的起因进行了理论推断。然后，他们写信，写报告，这些都成为新兴的军事和殖民官僚体系的组成部分。
虽然医生和其他人记录了早期的人的健康状况，但本书解释了1756年至1866年之间形成的观点是如何被编入医学理论的，这些理论对现代流行病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书追溯了这些观点开始作为观察资料，然后作为官方报告，最后成为医学期刊、讲座和论文中的论点和理论的过程。学者们详细描述了战时军医如何革新外科手术方法和治疗方法，但却忽视了他们创造方法的过程，而正是这个过程影响了流行病学领域。
军事和殖民官僚机构在推动流行病学领域的发展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常被低估。军医在战场上形成了自己的想法，并最终以文章和论文的形式发表。在英国以外从牙买加到塞拉利昂，从君士坦丁堡到好望角工作的英国医生，都加入了伦敦流行病学协会。当这些成员回到伦敦参加会议时，他们阅读了世界各地关于霍乱、黄热病和其他传染病暴发的报告。他们也密切关注其他地方疾病的暴发情况。基于地理学家戴维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s）科学知识的定位会影响调查的内容和方法的观点，我认为，关于流行病学的一部分起源史被忽视，即那些对于遭受战争、奴役和帝国主义苦难的非洲人、加勒比人、印度人和中东人的研究。
在1756年至1866年期间，关于疾病如何传播的医学知识在国家间的流动增加，而且不仅发生在人们熟悉的医学研究中心，也发生在帝国主义、奴隶制、战争和掠夺盛行的地方。帝国、战争和奴隶制使收集疾病报告的官僚机构出现，疾病因此为人所知。[10]例如，大英帝国的医疗和殖民官员报告、分析和发布他们对传染病传播的发现成果，其方式与美国内战时期南部邦联（Confederate South）和北部联邦（Union North）的医务人员和军事官员的方式相同。在19世纪中后期，国际卫生委员会（International Sanitary Commission）也遵循类似的数据收集模式。
医生关于全球传染病暴发的报告为医学界提供了一种俯瞰的视角来观察疾病在特定地区的传播，特别是军事医学建立了能够绘制疾病传播地图的地理坐标。了解流行病的全貌有助于建立医疗监测框架，这是当代流行病学的一种关键方法。
殖民主义的扩张，尤其是19世纪中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的扩张，带来了一种更正式的统一军医报告方法。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的爆发进一步巩固了这一做法：军医报告疾病在战场上的传播，而他们的主管人员搜集、核对这些文件，解释发现成果，并全面了解某一特定地区。到19世纪60年代，流行病学家已经作为一个明确的专家群体出现，他们能够在调查1865年至1866年霍乱大流行时改进他们的做法与方法。
本书进一步指出，国际奴隶贸易、殖民主义扩张、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内战以及穆斯林朝圣之旅的同时发生，对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迄今为止，这些话题都是相互孤立的。本书将它们串联到一起，以解释它们如何改变了医学界对疾病传播的理解。研究传染病传播的紧迫性是这些社会变革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于在全球各地工作，医生们能够完善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传染病理论。奴隶制、帝国主义和战争提供了同时研究大量人口的机会。虽然其中一些理论后来被证明是不准确的，但其论点是数据收集、医疗监测和绘图等方法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方法仍然是今天流行病学实践的主要内容。
我在 2011年着手撰写此书，它是我对1865年至1866年霍乱大流行的研究的延伸。关于这场霍乱大流行，我在我的第一本书《自由成疾：美国内战与重建时期非裔美国人的疾病与苦难》（Sick from Freedom： African American Illness and Suffering during the Civil War and Reconstruction）中进行了详细研究。我对医学界如何应对霍乱大流行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促使我来到位于伦敦的英国国家档案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跟随线索，在许多地方寻找档案。收藏在英国和美国档案馆里的大量文件非常有用，但我也通过访问其他网站获得了颇有价值的见解，哪怕我并没有找到相关证据。例如，在马耳他，我看到了至今仍屹立不倒的隔离设施，这让我对马诺埃尔岛（ManoelIsland）检疫站的结构有了前所未有的亲身体验。每一条线索都会引出一个新问题，通常会指向更早的时代。我之所以决定将被奴役者、被征召士兵和帝国臣民作为本书的中心主题，皆源于我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的资料。
为了尽力通过现存史料复原这些人的生活，我将黑人女权主义批判作为我主要的批判方法。这一方法为通过恢复文献记录中丢失的主体性来重建过去提供了有益的策略。利用这些干预措施，我能够还原出曾影响流行病学发展的无数人中的某些人。例如，这种方法在我分析詹姆斯麦克威廉（James McWilliam）对19世纪40年代佛得角群岛暴发的黄热病的调查时特别有用（第三章）。他的报告令人震惊，因为其中收录了大量被殖民者和被奴役者的第一人称证词，详细描述了这种流行病的症状、传播、潜伏期和死亡率。但是，为了避免采用麦克威廉作品的内在逻辑，我需要运用黑人女权主义理论和批判方法来分析这一内容丰富的文献，因为麦克威廉作品的主人公是殖民时期的医生和英国政治人物。通过借鉴黑兹尔卡比（Hazel Carby）和赛迪亚哈特曼（Saidiya Hartman）的作品，我表明了立场，将被奴役者和被殖民者作为本章的焦点。麦克威廉的访谈确立了为追踪流行病传播而收集患者证词的价值。通过使用这些指导性的方法，我看到了这一点。
殖民主义、奴隶制和战争为后世研究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丰富的证据。事实上，罗伯特汤姆森在《柳叶刀》上发表的那种案例研究很快就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流行病学发展的起源故事。这些理论则被铭记，有些改头换面后变成科学原理，有些则被抛弃，但那些为分析提供信息的困境、地点和人物在很大程度上被遗忘了。
本书旨在还原那段历史并查明影响流行病学发展的各种因素。更重要的是，本书也尽力将焦点从医学理论家、医生和其他专业人士转移到那些普通人身上，因为正是普通人的健康、痛苦，甚至死亡促进了医学知识的发展，但他们却从医学史上消失了。他们的名字和声音常常被遗忘，有时甚至被人故意从历史记录中抹除。本书旨在勾勒出导致他们消失的背景，并使他们重获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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