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黑暗——太平洋战争回忆录_（美）威廉·曼彻斯特　著，陈杰　译_9787506374767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曼彻斯特参加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开始了他在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的士兵生涯。而二战结束23年后，曼彻斯特的噩梦依然挥之不去。在梦中，他和一位为战争所累的年轻人（他自己）一起生活，年轻人“气愤地要求知道在他告别战争这近三十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了寻找答案，曼彻斯特故地重游，又回到了曾经的太平洋战场。

这本回忆录以他和战友的经历为主线，以一座座曾在战争中如人间炼狱的太平洋岛屿：瓜达卡纳尔岛、塔拉瓦岛、佩勒琉岛等为背景，将真实的战争场景忠实还原。战争过程中人性闪光的瞬间与激动人心的战争场面读来令人热血澎湃。而故地重游的作者也看到了现代化对这些岛屿的改变，这些变化背离了作者投入战争时的初衷，在残酷的战场与虚浮的现实之间，战争的本质得以深刻凸显。

本书出版后获誉甚多，被认为是关于二战最好的回忆录之一。

序文
永不干涸的血液
我们的波音747客机逃离了黑暗的加利福尼亚，穿越太平洋向阳光灿烂的光明之地行进。飞过三个时区以后，暮光开始在机舱外聚集，云层的颜色越来越深，出现了法语中“梦想之地”描绘的那种景象。天色先是从浅绿过渡到蓝绿，然后从蓝绿色过渡到淡紫色，从淡紫色过渡到紫色，从紫色过渡到洋红色，最后从洋红色变成紫红色。透过机舱玻璃往外看，外面的光线越来越暗，接着黄昏便悄然在身边降临了。在阳光消失的那一刹那，我依然能感受到阳光照射在面颊上的微醉感。飞机在云浪里不断上升，天空在飘浮的云雾中愈来愈暗，接着就迎来了永无止境的暗夜。压抑了三十多年的记忆重又出现在眼前，我似乎又听见了白色沙滩的波浪击岸声。我喝了杯酒，然后再一次意识到不可能把自己的心结真正解开，因为真正的心结是无法解开的。长久以前埋在内心深处的糟糕记忆像潮水一样不断涌出，清晰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我满怀着愧疚和羞耻不断地在安全带里苦苦挣扎。
我回忆起了自己所杀的第一个人。

序文

永不干涸的血液

我们的波音747客机逃离了黑暗的加利福尼亚，穿越太平洋向阳光灿烂的光明之地行进。飞过三个时区以后，暮光开始在机舱外聚集，云层的颜色越来越深，出现了法语中“梦想之地”描绘的那种景象。天色先是从浅绿过渡到蓝绿，然后从蓝绿色过渡到淡紫色，从淡紫色过渡到紫色，从紫色过渡到洋红色，最后从洋红色变成紫红色。透过机舱玻璃往外看，外面的光线越来越暗，接着黄昏便悄然在身边降临了。在阳光消失的那一刹那，我依然能感受到阳光照射在面颊上的微醉感。飞机在云浪里不断上升，天空在飘浮的云雾中愈来愈暗，接着就迎来了永无止境的暗夜。压抑了三十多年的记忆重又出现在眼前，我似乎又听见了白色沙滩的波浪击岸声。我喝了杯酒，然后再一次意识到不可能把自己的心结真正解开，因为真正的心结是无法解开的。长久以前埋在内心深处的糟糕记忆像潮水一样不断涌出，清晰得令人透不过气来。我满怀着愧疚和羞耻不断地在安全带里苦苦挣扎。

我回忆起了自己所杀的第一个人。

杀戮发生在本部町俯视东中国海的小土坡上的一间小屋内。那里本是渔夫休息时歇脚的地方。一般人很少能注意到它，但我注意到了。之所以能注意到是因为在生死攸关的时刻碰巧往那看了一眼。小屋坐落在我们和第一营的二连之间。据说他们连遭日本人的狙击，大伙都以为狙击手在日军的散兵坑内埋伏着。我朝小屋那看了一眼，发现二连的两个战友在狙击中倒地，从倒地的角度来看子弹应该是从小屋另一边的窗户向外发射的。与此同时，我发现小屋面对我们的方向也有窗户，这意味着机枪手把二连的火力压制住以后，马上会调过头来对付我们。当时我正和巴尼·科布一起掩藏在战壕里。战壕在背对小屋的那边非常稳固，右方有海军陆战队第二十二师的战士们策应。但面对小屋的这边却几乎不设防，每次看着小屋的时候死亡的恐惧便会突然来袭。

形势如同欧几里德定理一样一目了然，但我的心理状态却极其复杂。马歇尔陆军准将曾经说过，刚上战场的战士通常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因为他来自于一个“冲突和杀戮”都不被允许的社会，要完成这种角色转变简直是太难了。这一点完全能适用在我身上，我对暴力非常害怕，从来没和别的男孩打过架。但上战场之后，我的生命突然变得廉价了。“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军战士和印度最下层的贱民并肩作战。”吉卜林在印度西北前线作战时曾这样写道。这时我的境地和巴黎动物园的标志形容得差不太多：“注意：这种动物非常凶猛。遭遇袭击的时候一定会奋起反抗。”这让我联想起德国动物学家黑尼·海蒂格在《马戏团里的动物心理学》中有关动物心理的基本原则。他在书中写道，每种动物都有各自不同的安全距离。没超过这个距离的话，它们会选择逃避。超过了这个距离则会发起攻击。他把这两种距离称为“逃离距离”和“危险距离”。显然我和小屋的距离是在所谓的“危险距离”之内。是时候做些什么了，不奋起反击的话便会遭遇死亡的厄运。

我的选择余地不大，向内陆移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敌人和我们一样也在那里埋伏着。我处于美军埋伏点的最左边位置，无法想象自己背朝小屋撒腿就逃，在全连的人的面前喊：“那里有日本人，赶快逃吧！”我当然可以让手下人攻下那个狙击点，但那样的话我就会变成吉卜林诗中的败家子。如果这次逃避了，他们永远都不会让我忘记这个耻辱。另外，他们也很有可能不再遵守我的命令。当时我还是个骨瘦如柴的年轻人，缺乏海军陆战队战士口中的“非凡领导力”，手下的十九名战士都不怎么听话。我甚至连比较亲近的巴尼会不会听我的话都吃不准。战争可不像从政那样容易交朋友。我的军衔比巴尼高原本就不正常。他是个金发小伙，头发又短又硬，胡子蓬乱，体魄健壮。战前他在布朗大学游泳队游蛙泳，在两次校际的对抗赛中都把我远远甩在身后。我在心里衡量了一下他对我的看法，觉得他根本不可能尊敬我。于是我问他手里有没有手榴弹，他说他没有。我又问了连里的其他人，他们也都没有。这可真够讽刺的，我花了点时间检查身上的装备，这种检查无形中能增加我对日军狙击手的胜算。检查完装备以后，我带着满心的惊恐做了个深呼吸，对巴尼说：“为我做好掩护。”然后便沿之字形路线朝小屋出发了，每走几步我便卧倒在地，往前匍匐一段距离。快到小屋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忘记把钢盔戴上了，头上只戴了顶普通的布帽子。不戴头盔是违反规定的。这时我只能寄希望于没人会告我的黑状了。

我怀着满心的恐惧在小屋门口停下脚步。这时我的下巴无规律地抽搐了一阵子，心里突然七上八下起来。我的嘴巴发干，两腿直颤，眼神也变得涣散无光。好在我的视野马上就清晰了。我打开科尔特手枪的保险，用右脚踢开门，接着便飞身进了屋。这时我又开始害怕了。眼前出现的是个空无一人的房间。我的对面立着一扇门，这意味着狙击手在门后面的房间里，而且听到了踢门的声音。但我已经下定了决心，逃跑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冲入另一个房间，在前方的右侧看见了那个日本兵。我侧身向右，蹲伏下身体，双手握着手枪开了火。

这不仅是我射击的第一个日本兵，也是我近距离接触的第一个日本兵。他脸蛋浑圆，身材健硕，两腿粗短，腿上绑着布头绑腿，身体的其他部分裹着件稍嫌过紧的制服。和我不同的是，他把钢盔戴上了，一副作战的装备。但与他相比还是我更安全一点。他的狙击步枪绑在枪架上，尽管早就听见了我的声音，也曾试图把枪口转向我，但绑带把枪缠住了，他无法把枪口掉转过来对准我。这时他的眼球恐惧得直打转。意识到无法用枪保护自己，他用奇怪的蟹爬姿势缩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第一发子弹没射中，嵌进了日本兵身后的草墙。但第二颗子弹正中了他的股动脉。左腿的腿骨开裂粉碎，一股鲜血从伤口里流了出来，接着另一股鲜血沿着大腿流到地上，在地板上形成一个血塘。他默默地看了看血塘，拿手往血里蘸了蘸，无力地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摸了摸面颊。他像被人从背后猛捶似的抽动了一阵肩膀，然后放了个刺耳的响屁，便瘫倒在地死了过去。我又朝他击发了几颗子弹，这时哪怕多浪费点国家财产也在所不惜。

我觉得自己似乎已经闻到了尸体散发的那种恶臭，这种酸腐的气味和以往闻到的任何一种气味都完全不同。我以前从来没有在战场上遭遇过死亡，也没有体味过死亡的气息。临死前他浑身抽搐了一阵，嘴里绝望地轻声嘀咕，接着和平民没什么两样地倒在地上，眼神渐渐失去了活力。死去没多久，一只苍蝇停在了他的左眼球上，然后又飞来一只。我不知道自己盯着他看了多久。从过往的战斗经验中，我明白等待他的将会是怎样一种情形。他的尸体会腐烂发胀，把制服撑破，脸色会从黄变红，从红变紫，从紫变绿，最后完全发黑。父亲在阿尔贡的经历告诉我这个至关重要的事实。我突然恨起自己来，一股自我厌恶的情感把嗓子眼堵得透不过气。

我摇了摇头，想把自己从麻木中挣脱出来。定了下神以后，我把一个装满了子弹的新弹夹装入点45口径手枪。接着我开始全身颤抖，脚也无法站直，好在一切都结束了。我用带着些许恐惧的嗓音哭泣着说：“真对不起。”接着我开始呕吐了，把消化的野战饼干从嘴里一点一点地吐了出来，呕吐的气息渐渐把火药的味道掩盖住了。但与此同时我闻到了另一股味道。我把尿撒在内裤上了。排泄物在离开身体时怎么会如此令人讨厌啊。这时巴尼拿着卡宾枪冲了进来，他的脸色发白，似乎是他而不是我刚刚经历了生和死的考验似的。巴尼跑到日本兵的尸体前，抓住他的脖子，确认他真的已经死了。我对巴尼的勇气非常羡慕，我根本无法朝尸体所在的角落前进一步。他走到我身旁，闻到我身上的臭气以后连忙退了一步。他说：“你个胆小鬼，还真尿裤子了呀！”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知道在巴尼眼里我成了个只会哭鼻子尿裤子的家伙。回忆起当时的那一幕，我暗暗琢磨着：这究竟算不算人们所说的“英勇无畏”呢？

前言

难以忘怀的梦魇

把枪扔进康涅狄格河以后我的梦魇便开始了。这把枪是我个人的，二战中自己买枪的人大概也只有我了。部队里配给我的手枪在开拔前往冲绳的前一天被一个疯疯癫癫的下士偷走藏了起来，营长遗憾地告诉我没有为这种情况准备的武器，但答应把海滩上第一个击倒的战士的武器授予我。我感到心神不安，于是便在一个从没上过前线更没听过枪响的军需官手里买了把点45手枪。这笔交易自然是违法的，但是我拿到了一张三十五美元的收据，并最终拿到了枪。在鲍勃·肯尼迪被杀之前，这把未清洗的枪在我的文件柜里躺了整整二十三年。肯尼迪死后，我怀着对武器的强烈厌恶扔掉了当初从军需官手里买来的枪，我和二战之间的联系便就此割断了。基尔罗伊①从此成为了历史。

接着我的噩梦便开始了。我的梦和别人的都不一样。我会从梦中惊醒，去浴室洗澡，躺回床上继续睡，很快便睡着，接着从刚才梦境中断的地方继续做梦。做梦打网球醒来的时候，我经常会觉得胳膊疼。平时临睡前我很少喝酒，但我经常会梦到自己酗酒的场面，醒来时便会有宿醉的感觉。这种感觉往往不会超过二十秒，但恢复正常之前我已经去拿阿司匹林药瓶，把药吞在肚子里了。有回梦到攀登马特洪峰②之后，醒来时我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像是真爬了次山似的。但我现在经常做的噩梦与这些都不尽相同。我平时做的梦都是有色彩的，但这些梦都像老电影似的黑白分明。在麦哲伦星系一颗颗钻石般星星的照耀下，耸立着一座黑漆漆的小山，山坡上洒满了一片片的鲜血。空气中充满了排泄物和分解尸体的臭味，坑坑洼洼的山体表面像火焰奔腾的地狱一样。两个男人从山的两面往上爬。1945年时的我穿着满是泥泞的战斗装，戴着和步兵区分的迷彩头盔。而另一边穿着布克兄弟品牌光着头的则是现在的我。

两人在山顶相遇了，他们像照镜子一样看着对方。只是他们的精神状态明显不同。年纪较大的男人饱经风霜，外侧的眼角渐渐下垂，显得有点不那么自信。而海军下士的眼睛里却冒出自信的火光。他急切地想知道战争结束以后的三分之一个世纪里究竟发生了哪些事。他曾经立下过许多誓言。他梦想成为一个尊贵的美国公民，获得一份更有前途的职业。但到头来阿德莱·史蒂文森①、约翰·肯尼迪、鲍勃·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还是无可挽回地死去了。于是军士觉得受到了背叛。他没想到国家变成这个样子，也没想到自己到老时会变成只关心道琼斯指数、跟在老婆的屁股后面环游欧洲的温顺老头。在大多数梦里，他都没把愤怒说出来，但内里蕴涵的抗议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上，每次我会在这时从梦中惊醒。接着我会躺在黑暗中，裹着床单不住颤抖，不知道是不言妥协的军士对，还是凡事妥协的老人更在理。老人和年轻时代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我觉得非常烦恼，觉得这道鸿沟是无法逾越的。基尔罗伊又回来了，这是他的复仇。

这实在有点讽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想记述下那场战争，但都徒劳地失败了。战争的回忆隐藏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我想摸都触及不到，但我明白那段回忆一直都躲在我的内心深处。人是集合着过去经历的共同体，有些记忆是无论如何都抹不掉的。它们埋藏在人的潜意识中慢慢堆积起来。现在，我的记忆便以一种不怎么愉快的方式呼啸而出了。我知道类似的情况在其他许多人身上也发生过。西格夫里·萨松②曾在诗中写道：“渴望能从现实生活中悄悄溜走，回到过去的时光。”如果说萨松的一战回忆录与我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的回忆录要比我的血腥得多。我和我的许多国人一样，都乐于探索不那么完美的过去。“美利坚合众国，”约翰·布鲁克斯①曾经这样写道：“常常悔恨于没能实现的梦想，并急切地想在下一次机会到来时将它实现。”谈及这个问题时，有些人也会想到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和罗伯特·弗洛斯特所说的“没有选择的道路”以及薇拉·凯瑟②笔下的迷途女人，当然还不能不提及托马斯·沃尔夫书中那段“在无言的记忆中，我们追寻那被遗忘了的语言……寻找那一块石头，那一片树叶，那一扇门。可是它们在哪里呢？什么时候才能找得到？遗落以后，又随着梦魇回到身边”。③

我能想到的只有一个办法。我必须重回太平洋。目的之一是游览南海诸岛以前没有见到过的风光名胜，这意味着我要到南太平洋上的大多数岛屿都去一次。拿破仑说他的战士只见到了俄国前线上的人堆，这和我在战争中的经历完全相符（我在瓜达卡纳尔岛上看到的仅有的当地女人长得像水手包似的，被晚期的象皮病所困扰。当地的风土人情却一点没有领略到）。但去那儿的主要原因还是试图找到遗落在那里的东西，并把它找出来。我不仅仅是要回到那些岛上，而且还要游览那些主战场，尽可能地寻找我们在那做了些什么并深究其原因，揭开那时、那地、那人背后所隐藏的秘密。我感到非常恐惧，因为其中的大多数事实是不合情理的。战争原本就是件没有道理的事情。现在的年轻人不理解为什么会发生战争，我想我们这代人应该是相信厚颜无耻的战争的最后一代人了吧。我不知道自己为何要相信战争，这个谜一直困扰着我，因为我在20世纪40年代的那些行为完全是难以理解的。1945年6月2日星期六，我在冲绳岛上受了次不很严重的枪伤，受伤部位在膝盖的上面一点，被船送回了一家战地医院。我受的就是被人称之为“价值一百万美元”的那种伤。尽管能听见远处传来的炮声，但我却躺在干燥温暖的医院里，安全得和在国内一样。我的男子汉气息还如同从前一样，只是暂时失去了作战能力。第二天我听说我们团要在小禄半岛的敌军防线背后登陆。我离开温暖的被窝，走出医院，搭便车到前线，于星期一在小禄半岛登陆。

1918年11月1日万圣节拂晓，驻扎在法国的美国远征军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波攻势，派遣五万六千名步兵插入默兹河西岸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布置的壕沟后方。几乎在步兵的先头部队发起攻击的同时，于阿尔贡荒野的浓雾中蹲守了整整五天的海军陆战队第五师的战士们在炮火的掩护下迅速攻占了俯瞰默兹河的敌军战壕。德军战士仓皇而逃，除了坚守到最后一刻的机关枪手外，敌军的大部分战士像难民一样四散逃跑。远征军司令萨默罗尔将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次“伟大的推进”，成功地“突破了兴登堡防线的最后一个大本营”，并将之称为“这场战争中最伟大的成功……他们的战绩有助于盟军的整体作战，并为打击和战胜敌人贡献出巨大的力量”。《纽约时报》则更是宣称“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我们英勇的健儿”。

但这种说法并不完全准确。胜利不可能来得这么容易。将军们和新闻媒体沉浸在无尽的喜悦中，把胜利成倍地夸大了。尽管取得了胜利，但攻击部队也受到了一定的损失，受伤和阵亡的战士也有不少。本书作者的父亲，来自马萨诸塞州阿特尔伯勒市的第五支队上等兵威廉·曼彻斯特就在这场战争中受了伤。曼彻斯特上等兵在苏瓦松战役和圣米歇尔战役中毫发无损，但1918年的万圣节对他来说却是个灾难。

黎明前他和战友们偷偷爬出战壕，向前行进了一千多码，横躺在泥泞的土地中。这时，头顶突然响起的炮火声揭开了战争的序幕。在托护士寄给母亲的信中，曼彻斯特这样写道：“清晨六点半的时候，战争开始打响，我们实际上是有些掩护的……但有些德国兵突然居高临下地出现在我们头上，从天而降的弹片给我们造成极大的杀伤。行进大约两英里的时候，一枚炸弹在我眼前爆炸，有位战友被炸弹击中，很快就阵亡了。不一会儿，我的胳膊变得麻木起来，肩膀开始发痛，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也被击中。一枚弹片穿过肩膀，刚巧错过肩胛骨。另一枚在第一枚弹片下方十一厘米左右，幸好没击中我的肺。两处伤口合起来有二十几厘米长。尽管没有伤到骨头，但和手连接的神经却被打伤了。”在随后的一封信中，他告诉家里人，他“会被送到华盛顿的一处神经科医院进行另一次小手术，只是为了要把肩膀上切断的神经再重新接上”。

如同所有想宽慰父母的伤兵一样，他在字里行间显得非常乐观。曼彻斯特上等兵始于波士顿的海军生涯其实并不圆满，他在帕里斯岛的新兵营地待了不到四周，这段时间他的主要工作任务是修路，后来他学会了操作机关枪，成为一名狙击手，但相对来说经验还是比较缺乏，不具备在法国作战的能力。离开纽约不到三天，曼彻斯特所乘坐的亨德森号运兵船就在大西洋上失火，他不得不丢弃自己的所有个人物品，坐上了另一条冯·斯特本号运兵船。在苏瓦松战役和圣米歇尔战役中，他作为后备人员学到了一些战斗技能，但还是缺乏老兵的动物性本能。受伤以后的那段时光对他来说最为难熬，他的伤虽然很严重，可并不致命。但伤员救助站的法国军医却认为他的伤不可能治好，于是把他丢在一边。11月2日万灵节那天，他的担架被送到称为“垂死者病区”的帐篷里，身上长满坏疽，躺在担架上等死。

在没人照顾的情况下，曼彻斯特上等兵血肉模糊地在“垂死者病区”里躺了整整五天，医生甚至为他开好了死亡证明。在这五天里，三个分别代表哥伦布骑士团、国际红十字会和救世军的人前来探视过他们。分发香烟和糖果的哥伦布骑士团成员看见他左手上的共济会戒指后，直接从他身边走过去了。红十字会成员试图卖给他——没错，是卖给他——香烟，但因为曼彻斯特身上没带钱，所以没有卖给他。这种掠夺伤兵的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非常普遍。基督教青年会的人也是香烟销售员，不过他们借口说自己是在军需处的要求下才这样做的。远征军这时在乎的是能打仗的人，对曼彻斯特这种伤兵早就不闻不问了。千百万美国人民给国际红十字会捐献了大量的金钱，但红十字会雇员在战地医院的所作所为却等同于犯罪。最后还是救世军的成员比较好心，他送给曼彻斯特两包“鸿运牌”香烟，并鼓励他振作起来。战争结束后，曼彻斯特只要碰到救世军，就一定会往他们的手鼓上抛几枚硬币。但他从来没原谅国际红十字会的人。他死了很久以后，和他同名的大儿子躺在塞班岛的战地医院里问红十字会的人借了十美元，并说好会还这笔钱，但之后却食言了，曼彻斯特的儿子觉得这是对父亲最好的补偿。

在阿尔贡的第六天，负责抬尸体的海军医疗队发现曼彻斯特上等兵依然活着，他们感到非常吃惊。曼彻斯特上等兵忿忿不平地对医疗队的人说，他根本没打算死，希望早点被抬出这个帆布搭成的藏尸所。但这时他的右侧手臂已经不可能保住了。尽管不必截肢，但他的右臂已经没用了。僵硬的臂骨上盖着薄薄的一层肌肉，手指紧握在一起，手臂上的弹孔被坏死组织所包围，外观非常可怕。

他先是被送到了战地的转运医院，又被送到基地医院，然后在1919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被送上马托伊卡王子号运兵船，于当月的12日在弗吉尼亚的纽波特纽斯港上了岸。同一天他进入诺福克海军医院接受治疗。在4月11日的医师记录上，曼彻斯特上等兵的病征被描述为“右前臂肌肉完全萎缩”。5月30日海军陆战队把他降级为战前的二等兵，并让他退了役，退伍证编号是145404。“不适合服役。”证明上写着他的眼睛是蓝色的，头发淡黄，双眼视力良好，身高一米七五，体重没有提及，但当时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他的笔迹和入伍证明书上的完全不一样，他只能像不识字的人那样在退伍证上写了个“X”。退伍管理处还要求在退伍证上印上右手的指纹，但那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在证明上艰难地写了一行字：“我的右手在法国受伤瘫痪，无法在证明上按下完整的指纹，所以我只能用左手来按指纹。”退伍证最后写着官方冷漠无情的结语：“该战士不需要依靠政府救济。”

规模不大但英勇善战的曼彻斯特家族尽管不算富有，但却是新英格兰最古老的家族。托马斯·曼彻斯特于1638年从约克郡到了美国。延续了三代人以后，本杰明·曼彻斯特于1723年8月16日在罗得岛的里特尔康普顿迎娶了约翰·阿尔登和普里西拉·穆伦斯的曾孙女玛莎·希伯里。孩子们应该从课本里知道，当玛莎未来的丈夫代表迈尔斯·斯坦迪什 ① 说话时，这位坚忍的女性对丈夫说：“用你自己的话说就行。”从此，坦白和新教徒的虔诚与诚信就成为曼彻斯特的家族品质。在随后的两个世纪中，曼彻斯特诞生了数十个牧师、历史学者和教育家。在革命战争中，十八名曼彻斯特家族的成员跟随乔治·华盛顿南征北战，其中两个和我的名字一样，都叫威廉·曼彻斯特。在19世纪早期，曼彻斯特家族的足迹延伸到了海外。其中最著名的是阿莫斯·曼彻斯特船长，他不断地来往于中美两国进行贸易活动，和人打赌步行穿越了俄国，并在1810年攒下了八千美元巨款，但这笔巨款却在一夜之间被人骗光了，最后他只能在罗得岛的布里斯托尔靠挖蛤蜊为生。

赌博是这个家族的一种陋习，并最终导致了它的毁灭。在理查德·曼彻斯特和弟弟西伯里·曼彻斯特生活的那个年代，曼彻斯特家族还拥有着大片土地和一马厩赛马，但他们却沉迷于斗鸡，很快把财产输得精光。西伯里·曼彻斯特就是参加一战的海军陆战队的那位战士的祖父，我的曾祖父。他们拥有的那块地现在成了马萨诸塞州阿特尔伯勒市的闹市区。西伯里的儿子雷蒙德什么都没继承到。在雷蒙德那一代，曼彻斯特家族陷入了低谷期。他患有结核病，在阿特尔伯勒的火车站打苦工。他出生在法国普鲁士的战争期间，殒于二战之中。他的一生在酒瓶和与妻子玛丽·洛根·曼彻斯特的争斗中耗尽了。雷蒙德从来都不敢反抗妻子，当然玛丽的那种性格连教皇也未必能反抗。玛丽来自于一个生养了十个女儿、笃信罗马天主教的爱尔兰移民家庭。阅读了玛丽·贝克·艾迪的一本小册子以后，她成为了一个基督教的宣教家，从不看医生，活到九十九岁，并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九个姐妹。在九十五岁那年，有人还看到她在农舍上修屋顶呢。她靠着爱尔兰人的坚忍品性走完了这一生。她的人生经历是家族的宝贵财富，她把坚韧不拔的性格传给了四个儿子，其中第三个儿子就是在阿尔贡受伤的我父亲。

但和所有的爱尔兰人一样，祖母的性格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祖母很能干，也非常好强。放在今天，她会是女权主义的激进分子或大企业的高级执行官。但受困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她，只能把一肚子没处发的气都撒在丈夫身上。此外她做的饭也非常难吃。吃惯了家里的饭以后，爸爸竟然觉得海军里的饭还算过得去，他说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饭。尽管她抛弃了姐妹们的信仰，但并没有中断和姐妹们的联络。1914年我父亲中学毕业以后，祖母没有让他继续就读布朗大学，而是把他赚的每一分钱都接济了洛根家的姊妹们。爸爸的心碎了。他是阿特尔伯勒高中的二垒手，还是个优秀的跑锋，但却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只能为沃特森公司出售廉价的珠宝。1919年受伤回家以后，以前的老板看了眼他的断臂，建议他从事另一份工作。他听取了前老板的建议：出于退伍兵对公务员的认同感，他成为一名社工，后来还成了马萨诸塞州生育控制的倡导者。这其中有来自于他母亲的影响，也和他在可怕帐篷里受到哥伦布骑士会的“善待”不无关系。正因为这样，他的名字经常在天主教弥撒中被攻击。现如今，他的两个儿子都成了避孕药的热心使用者和计划生育的有力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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